WTO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一体化法理学分析

本文从一体化法理学这一全新的视角对 WTO 反倾销法律制度进行法律价值、规范分析及社会分析,指出 WTO 反倾销法律制度具有公平与秩序性价值取向,对反倾销法律制度的质疑在于 WTO 反倾销法律规范的漏洞而非该制度本身,WTO 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完善是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如何直面反倾销狂潮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据 WTO 统计,从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纳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案件以来,至2001年5月底欧美等29个国家对我国提起共计426起反倾销案件。2000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总数为251起,其中我国遭到反倾销起诉的案件有33起,和前几年一样是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各国对我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已经构成了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     

欧盟反倾销条例最新修正介评

欧盟第461/2004号条例对其基础反倾销规则进行了最新修订。本文在简要回顾了欧盟反倾销立法的历程后重点介绍了其最新修订的主要条款。作者认为欧盟的东扩对此次修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修订的反倾销程序在技术层面有重大改进,进一步扩大了欧共体委员会的权力,并始终以维护欧共体整体的利益为出发点。文章最后指出,欧盟反倾销法的修订并未涉及“非市场经济地位”此类实体问题,中国仍应密切关注欧盟反倾销立法的发展趋势。     

对反倾销的几点认识及应注意的问题

WTO框架下，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已重新界定。从宏观层面上讲，贸易是国家主体间基于利益的交易；从微观层面上讲，贸易则具体表现为单个经济利益体在逐利本性驱动下的经济行为。在目前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下，倾销和反倾销已成为使用最频繁的贸易保护工具，本就企业在反倾销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并未柳音花明 仍是山重水复——1998年后欧盟对我国反倾销的情况分析

１９７９年欧共体对我国糖精钠和机械闹钟提起的反倾销控诉是我国商品所受的第一起反倾销控诉，从此中国商品就频繁遭受欧共体及后来的欧盟的反倾销制裁。截至到２００１年９月，欧盟一共对我国商品提出９２起反倾销指控，占我国所受反倾销指控总数的２１％，成为对我国进行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地区。其中所涉及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初级产品到轻纺、机电等制成品及钢铁产品，近来更将矛头指向彩电、微波炉等产品，几乎任何具有竞争力的输欧产品都获此“殊荣”。至今仍有３４种商品受其所限，近２０年来所造成的损失高达３０亿美元。出现这种情况…     

WTO反倾销守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欧共体床单案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WTO反倾销争端解决领域内的欧共体“床单案”，发现WTO专家组在解释《反倾销守则》第15条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规定时，明确把“放弃对发展中国家征收最终反倾销税”排除在优惠发展中国家的措施之外，这样一个判决对我国入世后反倾销争端解决的实践具有不可忽视指导意义，如果将来我国就其他国家对华反倾销措施诉至WTO争端解决局，在专家组面前引用《反倾销守则》第15条有关发展中国家优惠规定，主张它国撤销对华征收反倾销税时，这种主张很难为专家组所支持。     

论欧共体反倾销法中反吸收的法律问题及其启示

反吸收法律制度是欧共体反倾销法律体系中非常富有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本文首先从世贸组织规则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评析,然后对其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分别做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企业应诉欧共体反吸收调查和我国借鉴欧共体立法经验建立反吸收法律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对反倾销的几点认识及应注意的问题

WTO框架下,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已重新界定.从宏观层面上讲,贸易是国家主体间基于利益的交易;从微观层面上讲,贸易则具体表现为单个经济利益体在逐利本性驱动下的经济行为.在目前复杂多变的贸易环境下,倾销和反倾销已成为使用最频繁的贸易保护工具,本文就企业在反倾销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反倾销成本会计的理论及实际应用

自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发展,限制我国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频频对我国出口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反倾销应诉不仅仅涉及到了法律、贸易层面,从会计层面来看,反倾销更是一个重要的会计问题。本文就反倾销成本会计的理论及实际应用进行了讨论,不仅阐述了反倾销成本会计的相关概念,而且讨论了反倾销成本会计的核算原则及实际应用目的。最后对于完善反倾销成本会计实际应用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美、欧反倾销法的差异及其成因

<正> 近年来,我国产品受到美、欧以及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起诉和调查的案件日益增多,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威胁。这一情况已引起我国有关方面的关注。由于美国和欧共体是目前对别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诉讼最为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国际上对美、欧反倾销法的立法和实施也很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国际贸易摩擦的特点、趋势及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国际贸易推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沼,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大量不合理的贸易限制与贸易救济措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首当其冲,遭受了众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成为首要目标国和最大受害者。贸易摩擦数量居高不下、强度增大;涉及到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领域;除"双反"措施之外的技术性、绿色壁垒开始增多;摩擦议题也升级到经济体制层面;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摩擦日益增多。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大顽疾。面对这种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在平常心面对的同时,需要反求诸己、深化改革,礼尚往来、法律抗衡,坐而论道,妥善解决。     

世贸组织框架下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针对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冲突问题,国际上提出了三种主要协调方案。文章分析认为在国际层面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对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应分步骤进行:第一步先将世贸组织反倾销制度作改良处理,作为近期目标;第二步则应用竞争政策来解决倾销问题,作为最终目标。与此同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反倾销制度的法律经济分析

我国正处在加入WTO后过渡时期,贸易摩擦和纠纷频频发生。同时,我国也开始逐渐完善自身的反倾销制度,以保护因开放市场而受冲击的产业。文章主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触及反倾销制度的法律供求、法律效益和均衡,指出反倾销法律制度在正义和效率方面有待探讨。在进出口公平贸易中应当注意对倾销的衡量和控制．从而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市场的反倾销指控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指控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不会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缓解。可实施的有效措施是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个层次的应对体系。政府设立专门处理反倾销案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企业对反倾销案积极应诉。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管齐下,在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减少国外的反倾销指控。     

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多 ,但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迟迟未予建立 ,这是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一个漏洞 ,需要尽快予以弥补。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保护我国的民族工业、鼓励出口和推动贸易自由化 ,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及长远意义。这里就我国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反倾销税到反倾销补贴

本文首先就相关的若干核心概念进行整理和定义,并阐述了文章研究的必要性和整体的研究思路。其次,考察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现行反倾销制度的各种缺陷,认为通过导入反倾销补贴的新做法至少有利于弥补现行反倾销制度的不足。再次,本文就两国间三种不同的成本情况下的反倾销税与反倾销补贴的经济福利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论是反倾销补贴不仅对现行反倾销制度的滥用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能够避免掠夺性倾销的威胁,而且与反倾销税相比消费者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我国出口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队伍构建对策

我国出口所面临反倾销调查的严峻局面使得反倾销应诉专业化成为必然的趋势,反倾销应诉专业律师和会计核算人员是目前我国出口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队伍的主要成员,但是,我国的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队伍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供需失衡、素质不高等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构建一支高素质的反倾销应诉专业队伍迫在眉睫。从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结构中发现,增加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供给、分流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需求以及构建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信息库成为有效解决我国反倾销应诉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主要对策。     

我国反倾销会计问题研究综述

反倾销不仅是一场法律战,还是一场会计战。文章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反倾销会计的定义、反倾销会计准则、反倾销信息平台、反倾销预警系统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我国反倾销会计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012国际贸易风险年度报告

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退,欧洲债务危机波澜又起。2011年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起伏、局地政局的风云突变,国际贸易各层面的风险明显上升。贸易保护、通货膨胀、债务压力、融资难题、社会动荡,各色问题在危机挤压下露头、集聚、深化,然后将压力集中传导到企业和投资者身上。对于深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和走出国门未久的中国投资商,这种压力犹为深重。     

美国对华反补贴中的价格比较基准问题研究

反补贴与反倾销相似,同样存在价格比较及其基准的确定问题。文章通过考察美国的反补贴立法和对华实践,试图揭示其对华反补贴价格比较基准的原则和方法。虽然美国反补贴法不同于反倾销法,未对"非市场经济"作特殊规定,但调查当局在反补贴立法和以往对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通过2006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华案件,基本形成了一套基于外部基准的价格比较方法,用于度量中国政府向涉案企业提供产品、服务和要素(包括资金、土地)的补贴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