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时国际关系的影响

大众传媒为国际关系各种行为主体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必然会对国际关系的整体走向产生一定影响。一般而言，大众传媒关注国际关系的内容．传播关系的信息。世界各国政府频频利用大众传媒向外部传递信息、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以求赢得战略主动，促成实现各自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目的，从而使大众传媒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     

东亚安全的核心问题——均势

东亚地区在冷战后保持了相对稳定,关键在于存在两个方面的均势:一是传统安全方面的均势,一是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均势。传统安全方面的均势依赖于大国的成本意识,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均势得益于机制的构筑完善。对东亚安全问题进行探究,首先要对研究对象本身做一界定,也就是要对东亚地区的地理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地理学上对于东亚地区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范围区分。从广义上来看,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主要地区,在经济意义上特别指中、日、韩三国加上东盟十国。而狭义的东亚地区仅仅是指亚洲大陆的东部地区,即仅仅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以及蒙古。在研究东亚安全问题时,有必要对东亚地区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也就是需要在广义概念的状态下对东亚问题进行研究。     

新国际经济中的跨国公司经营战略

新的国际关系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如何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并制定相应的经营战略，决定其国际营销的成败。     

基辛格外交思想论纲

在现当代的国际外交史中,基辛格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他既是国际顶级的外交家,又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师。他出身学者,后成功转型为美国外交的高层决策者,具有深厚的欧洲文明根基,对战略问题的看法完全摆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束缚,他的思想对当时的美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退出政坛之后,基辛格继续着他的国际关系研究,并根据时事变幻,不断完善自己的外交战略思想,不断推出新的著作,希望能够对美国的当权者研究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并作出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战略决策有所裨益。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他的生平有很大的关系,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使他的家庭移居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这些塑造了他的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并对他的外交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与发展路径研究

民族国家在文化层面的认知能力、宗教信仰及民族情感决定其理解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而决定其选择外交政策的立场和方式。因此完全有必要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视为不同政治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文化生存是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前提．将文化导入国家的对外战略古已有之，至今越演越烈。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国家文化传播和发展本土文化的基本指导思想、目标、方法和战略．将文化战略放到国际关系的语境中去理解，就构成了对外文化战略。一、国家文化战略要体现新文明观和中国特色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世界至今仍处于金融危机大背景之中，但金融危机却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国际力量对比渐趋均衡态势．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呈上升趋势。当代国际关系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决定了中国的全球角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世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加强，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依然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人们公认,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安全和稳定会受到在东北亚发生的事件的重大影响。而对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最大影响的,恐怕莫过于中、美、日三个国家。在这个三角战略关系中,美国的对日政策不仅会影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而且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     

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从2008年9月起,美国开始陷入一场被格林斯潘称之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尔后,这场危机又迅速地向世界各国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也将给未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带来深刻的影响。因《大国的兴衰》一书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就象我们在1919、1945和1989年所看到的那样。在随后的混乱和喧嚣中,人们难以看透迷雾,认清已被改变的战略版图。"1如何透过这场危机的重重"迷雾",认清正在变化的全球"战略版图",显然已成为目前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美需用创造性思维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一种全新的历史体验。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对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驾轻就熟。美国既拥有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可以调用的资源和力量,又拥有保证其全球利益的国家战略,在全球占据战略性支配地位。从国际关系的技术层面上看,美国从不缺乏应对潜在竞争对手的战略经验和有     

后拉登时代美国国际战略调整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按照各自的执政风格制定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反映美国价值观的国际战略．其不变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即世界霸权），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塑造世界。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迅速接受了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巧实力”概念，并将“巧实力”战略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产生的最主要动因。战争与和平问题也是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关注点,女性主义揭示了女性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各种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战争观。本文分别评价了其理论贡献及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情况,在对其贡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对日外交

<正> 地缘政治学是从地理学角度来审视国际关系,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并以此确定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当今世界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两个大国,也是两个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大国。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形势下,处理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仅对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基本战略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且会对21世纪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将产生重     

面向二十一世纪 将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

面向二十一世纪将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一、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是全球战略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是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分工的重要载体科技、资金、信息、文化和生态是决定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资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是这些战略资源的聚集和...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对策

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国家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在贸易自由化的现实中引入国家利益的视角，实证分析了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正视国家利益原则，才能有序推进贸易自由化。     

警惕你的竞争优势

任何竞争优势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它随时随地有转换成竞争均势和竞争劣势的可能。     

降低物流成本 企业制胜之道

美国整合营销传授学者舒尔兹先生认为：“对于厂商而言，在均势的商场上，真正能产生差异化的营销手段只有物流和传播而已。”     

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一种基于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的分析

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粮食安全包含了粮食在数量供给和质量可靠两方面的安全。粮食安全具有典型的区域公共政策意义，采用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粮食安全与国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该问题的新路径。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理应重视粮食安全在开展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的全球化与面向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大国战略研究》序章

<正>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一份关于2010年前美、俄、中、日、欧(盟)世界五大力量对外战略的研究报告。1991-2010年大体上是国际关系两极格局解体到多极格局基本形成的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除了有赖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外,主要取决于五大力量的战略走向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定位。     

“尼克松冲击”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缓和中美、中日关系,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的又一次的战略调整,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由此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后拉登时期国际反恐形势及其影响”研讨会综述

2011年5月15日，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成功举办”后拉登时期国际反恐形势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30余人参会。与会专家围绕后拉登时期国际反恐形势的发展、拉登之死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美国国际战略调整及中国的战略应对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去"中心化":寻找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道德高地

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观念中,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标志着欧洲国际体系的开端.该观点虽得到学术界的一定肯定,但仍有部分学者就其内含的"中心主义"偏见等局限性提出质疑,布赞和利特尔即为最典型代表.其观点不仅对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