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 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FDI主要是通过技术效应、行业结构优化以及收入效应对我国的碳排放产生正面影响,通过具有争议性的技术、高碳产业的转移以及规模效应对我国的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因此,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检验。选取1983-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G两步法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长期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的碳排放;FDI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每上升1%,会使得我国的人均碳排放下降约0.07%。     

基于系统GMM的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影响研究

为了验证FDI对我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文章依据2001—2016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验证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规模效应在东部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对中西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在东、中部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对西部的影响与东、中部刚好相反;结构效应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也为负,有利于碳排放,对中、西部呈现正向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对三个区域的碳排放均呈现负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东部的作用要好于中、西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对外开放与碳排放——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收集全国28个省市1997—2011年的人均FDI和人均进出口贸易等指标的面板数据,构造基于对外开放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进而对碳排放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研究表明,对外开放程度接近的区域存在碳排放的集聚效应。另外,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对对外开放和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表明,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右端;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存在"污染天堂";FDI和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辐射效应,而碳排放自身存在空间示范效应。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区域FDI的碳排放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估算2000—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数据,从规模、结构、技术、管制四个渠道,分析该地区FDI对碳排放量的影响。通过构造包含FDI对碳排放的四种效应的联立方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总的影响弹性是0.4429。从分解效应层面看,京津冀地区FDI对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分别是0.1890、0.3495、-0.1174、0.0217,其中FDI对碳排放的管制效应不显著,其余三个效应均显著。     

FDI、产业关联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基于不同技术渠道的比较分析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引起重视。文章采用2004~2011年38个工业行业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FDI对我国工业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且从技术渠道的角度,分析了FDI通过不同技术渠道对这些关联产业的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FDI主要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的碳排放量,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上、下游行业的碳排放量。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门槛效应——基于DEA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确定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因素,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四方面对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的测算.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局限性及因应策略

利用索洛刺余模型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我国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以溢出效应三个途径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导致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环境的影响——以碳排放为例

使用1995—2009年的数据计算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和FDI的变动具有高度的相似性;FDI能够降低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但影响较弱;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量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也加剧了碳排放量的增长,但影响相对较小。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赤字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如何从外商投资(FDI)角度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承诺",对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3年-2017年中国262个地级市的市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FE)和杜宾空间模型(SDM)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碳赤字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首先,FDI可以有效抑制中国的碳排放和促进碳固定,进而有效抑制了中国碳赤字的扩大,有利于当地"碳中和"目标完成.其次,FDI通过产业聚集、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减少其所在城市的碳赤字,并对周边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产生正向溢出.再次,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北方城市而言,南方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果更加显著.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FDI的结构效应和规模聚集效应对周边城市碳赤字有抑制作用.对应的政策建议,应该从落实高质量"引进来"的战略、提升FDI行业碳排放产业政策导向、提升以植被森林覆盖率为手段的碳固定水平三方面入手.     

内生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

关于开放条件下 FDI 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 Copeland-Taylor 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 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 FDI 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 FDI 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 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 FDI 比重超过0.12时, FDI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 FDI 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中国工业低碳经济转型路径的优化——基于FDI技术效应的视角

本文选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2年面板数据,考察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溢出以及前向溢出对工业碳排放绩效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各行业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技术进步是碳排放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而技术效率变化明显抑制了碳排放绩效的提高。FDI技术效应抑制了技术进步,而FDI技术垂直溢出促进了技术效率的改进,且FDI技术前向溢出效应大于后向溢出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轻工业行业FDI的技术效应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而重工业行业的相关影响系数不明显。     

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引发各种争论的背景下,文章通过对1995-2013年间江苏省的统计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一般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反向关系,而人均生产总值与碳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长期关系。从而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并通过调整开放结构来实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大化,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以FDI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为视角

本文在FDI区位选择第三方效应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对1987-2010年我国29个省市的FDI区位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区位选择的第三方效应显著存在;同时分地区检验显示东部地区第三方效应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分阶段检验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战略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产生显著作用,两大经济战略导致我国三大区域FDI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且各区域内部协调性逐渐增加.     

FDI对我国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的制造业各行业1995—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入世以来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我国制造行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以及2003—2007年我国29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对2003—2007年我国制造行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对FDI在不同制造行业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FDI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吸收能力存在差异,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的制造行业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存在碳排放的“污染者避难所”效应吗?——基于不同来源地FDI数据的再检验

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行业划分标准,将对华FDI主要来源地划分为三大类,依据1997~2013年不同来源地的FDI数据,对不同来源地FDI与我国碳排放的相关性进行了再检验,以此论证中国是否成为碳排放的"污染者避难所"。结果发现,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FDI加剧了我国的碳排放量,证实了"污染者避难所"效应的存在,而来自欧美国家及韩国、新加坡等地的FDI对我国的碳排放却具有较强的改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