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股东的隧道挖掘与制衡力量——来自中国市场的经验证据”的评论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企业股权不是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相应地，公司代理冲突更普遍地表现在大股东与公司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这一代理问题在新兴市场上尤其严重。作为公司治理，财务理论的最新发展，“大股东行为方式及其后果”正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我国当前的宏观环境以及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立足我国现实的体制背景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变更的现实特征，通过构建更能反映公司绩效的财务指标——现金收益率，来研究大股东变更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对大股东变更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影响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国有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公司、董事长变更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公司治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变更对改善目标公司治理机制，增强目标公司管理层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为公司重组创造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

以2014年\"沪港通\"的实施作为外生事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沪港通\"政策对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沪港通\"政策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提高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沪港通\"政策对于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后续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证据。     

债权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债务规模、债务期限、债务来源三个维度对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治理效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债权融资没有发挥应有的治理效应;长期债务和企业债券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商业信用融资与银行借款均不能对上市公司经营者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     

市场制度、市场竞争与集团化收益——来自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利用1994-2003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集团超额价值的长期变化趋势。进而采用市场制度发展假说和市场竞争强度假说解释超额价值下滑的趋势,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这两种假说的有效性。市场制度发展通常被认为是集团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然而本文发现市场竞争加剧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企业集团超额价值的下滑趋势。最后,本文从中国经济改革特征、企业集团形成和内部集团交易效率等方面探讨了市场竞争作用强于市场制度的原因。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     

大股东控制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以及大股东的认购比例和认购方式等因素对定向增发折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进行隐性增持,进一步巩固了控制权地位,为将来的“掏空”行为创造了条件;定向增发普遍具有低价发行的偏好;定向增发折价率与大股东参与认购程度显著正相关,与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分离程度显著正相关;大股东以资产认购时的折价率显著高于现金认购;大股东的低价增发和隐性增持侵害了小股东的权益.     

对“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的评论

崔学刚的论文“大股东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下简称崔文），以1997—2000年中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变更事件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大股东变更前的股权结构以及变更后的公司治理的改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者发现，大股东变更前目标公司的国家股比例，收购方是否是民营企业、大股东变更后半年内董事长变更等对大股东变更后公司绩效的改善都有重要的影响。     

股权结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原因，我国上市公司中，除了考虑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冲突外，更重要的是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公司治理实践就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紧密相联。     

独立审计、公司外部治理与真实经营业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独立审计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外部机制,但考察独立审计治理功能影响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的文献还较少。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治理效率与决策能力角度,提出了一个独立审计的公司外部治理功能影响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的理论框架。选取事务所规模、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我国2007年-200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及审计收费均与公司真实经营业绩正相关;审计意见对公司滞后一年的真实经营业绩没有影响,这可能与我国监管及诉讼制度不完善导致＂非标＂意见未给公司及其内部人带来显著成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