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22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6—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及万象云专利数据，实证分析了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对制造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呈向右上方倾斜的W型波动上升趋势；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该促进作用在成长期企业、投入研发技术、交通物流、金融保险及商务服务，以及国内投入的服务化上表现更为明显；在作用机制上，制造业生产投入的服务化程度可通过增加研发强度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如何打通绿色购买决策的“最后一公里”——绿色购买意向-行为转化机制分析

绿色购买是绿色消费中的重要环节,然而消费者“想而不买”可能会制约绿色消费市场的发展。目前,绿色购买行为转化的内在机理探索尚处在起步阶段,鲜有将外部购物情境与消费者内在特质结合考量的绿色购买决策研究。本研究从消费者购买绿色标签产品的临场决策情境出发,以计划行为理论和行动阶段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节约认知努力的观点视角,探究绿色购买意向-行为之间的转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购买意向对绿色购买行为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感知行为控制、绿色购买执行意向在绿色购买意向和行为之间具有双重、链式中介作用;节约认知努力对“绿色购买意向-感知行为控制-绿色购买执行意向-绿色购买行为”链式中介作用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绿色购买的意向-行为转化机制,为绿色营销的管理实践提供了建议。     

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的范式转型

人类社会相继经历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四种文明形态,对应着无色（虚无）发展、黄色发展、黑色发展、绿色发展四种发展范式。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下以低消耗、低排放与高效率为特质的新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危机、资源短缺危机和环境气候危机的必然选择。从黑色发展范式到绿色发展范式的转换,需要实现“五位一体”的转型：发展主体由“单一理性经济人”向“双重理性经济人”转型：发展目标导向由“只注重经济发展数量,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向“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兼顾经济发展数量”转型,发展模式由“低成本竞争、高资源环境代价”向“高成本竞争、低资源环境代价”转型,发展过程由“线性强物质化过程”向“非线性弱物质化过程”转型,发展路径由“黑色工业化、黑色城市化与黑色现代化”向“绿色工业化、绿色城市化与绿色现代化”转型。     

遭遇反倾销如何影响企业存货调整

本文将反倾销这一贸易救济惩罚措施纳入企业库存的分析框架中,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库存调整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遭遇反倾销显著增加了企业库存,不利于企业做出合理的库存调整。机制研究表明,遭遇反倾销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库存积压,导致企业库存水平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遭遇反倾销对于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受政府补贴企业的库存积压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企业供应关系连接强度、增加出口市场数量以及畅通内销通道是有效缓解企业因遭遇反倾销导致库存积压的三种途径。     

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税收激励能否促进企业减排?——基于增值税转型的实证研究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绿色发展,税收激励政策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以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及污染排放匹配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模型,从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视角评估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增值税转型政策实施后,企业工业废水排放量较转型前平均下降0.533个单位,工业废气排放量平均下降0.609个单位,且该政策的实施对高污染企业减排的积极作用更明显,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使企业加大了对源头管控、产品创新与末端治理的投入力度,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议价能力强的企业、财政收入目标压力小和环境规制力度强的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财税政策支持绿色发展的经验证据,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地区营商环境影响了企业投资决策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伴随着我国在“新常态”下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投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评价指数,实证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创新研发投资的影响。同时将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纳入研究框架,探讨营商环境与官员晋升压力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互动效应。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创新研发投资。官员晋升压力会弱化营商环境与企业两种投资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揭示,员工雇佣保障和企业家精神在上述效应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营商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强度会受到产权性质和地域儒家文化差异的影响。     

高新区升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使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水平平均增加约8 224元,对东部地区和本土制造业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第二,省级高新区升级引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提高是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第三,对于高研发强度和创新差距较小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     

一线物业安保人员流动状况分析报告

有报道显示物业服务企业一线安保人员的流动比率平均高达60%，就连深圳的流动率也达40%左右，如此高的流动率可能导致的后果可想而之，诸如：给公司带来成本损失，给竞争对手增加力量；影响服务质量、损害公司的品牌声誉；骨干保安流失造成公司业务受损；     

环境信息披露能否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基于地级市与中国工业企业匹配数据的分析

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污染企业的建立不利于地方经济摆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作为准自然试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污染行业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显著减少新增污染企业数量。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污染企业进入产生的约束效应因地区和企业的经济社会特征差异而呈现强度变化。具体而言,该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私营企业和较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工业用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监督,以及增加污染企业环境支付成本,进而约束污染企业进入市场。可见,该制度有利于我国从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视角进行污染防控,在绿色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克服污染企业对于经济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的阻碍。     

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背景下,发展预期不稳与绿色转型动力不足成为制约企业绿色创新变革的根本阻碍。本文立足于企业绿色转型的现实制约,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正向发展预期、强化融资扩张发展偏好、降低经营业绩波动等机制,发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异地采购、非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完善及环保违规程度较高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采购政策的推行完善和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市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创新——来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因此,系统评估城市知识产权政策的创新效应,对于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认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扩张,同时还提升了企业专利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效应;(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促进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的提升,且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高竞争强度和易被反向工程行业以及普通地级市;(3)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4)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提升专利价值,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成果、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数字化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路径。本文运用我国201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引入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利用面板阈值模型探讨其在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地区数字化水平较低时,研发投入由于无法明确创新类型,增加研发投入并不一定会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当地区数字化水平比较高时,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要完善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驱动力;同时还要促进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应用五方面协同发展,推动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效应——基于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6年间中国制造业的相关数据,采用回归方法研究了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效应.研究发现:从行业层面来看,目前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经费投入对创新的技术产出和经济产出的影响存在着滞后效应,并且这一影响显著为负.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合作创新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制约了合作创新效应的释放.完善合作创新机制是加快科技创新速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空气污染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空气污染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采用2014-2018年中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空气污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空气污染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量,但只是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显著增加;第二,空气污染对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在国有企业、有官员晋升省份的企业中更显著;第三,政府治理空气污染压力是空气污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四,绿色专利申请量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加都显著降低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排污费;第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拓展了空气污染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理论文献,也厘清了空气污染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     

融资结构视角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摘要：货币政策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一直广受关注,采用上市公司2007—2019年数据,构建货币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行为的有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在其中起到中介效应。其作用机制在于,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的股权融资,而较高的股权融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该作用机制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并且不因创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货币政策会产生较低的债务融资,而较低的关系型债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行为。上述作用机制对于探索式创新而言更为显著,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