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村改居"转制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和建议

为研究农村城镇化进程问题，最近，我们对广州、东莞等地推行“村改居”转制工作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对“城中村”以及经济发达的城市郊区农村进行“村委会转制为社区居委会”(即“村改居”)，扩大了城市区划面积，为经营城市消除了体制上的一些障碍，聚集了可观的土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村改居”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研究

“村改居”社区作为城镇化的产物,其养老问题值得关注。受“村改居”社区自身特点的影响,区分于城市或农村社区,其参与养老的各主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如何提升“村改居”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基于4个案例,采用案例比较研究方法,选取以家庭、社区、市场、政府为主导的养老案例展开分析,并提出建议。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障碍探究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跨入城市的天门,脱离农业生产的他们迫切地想融入城市生活.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实践中遭遇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素质的等多方面的障碍.为使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地融入城市生活,有效调动其建设美好城市家园的积极性,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力合作,为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我省城镇化进程中新社区居民素质现状调查研究

"村改居"这一新型社区作为城镇化的切入点和必然选择,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成效显著。而城镇化进程的主体—"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速度和质量。本文通过对我省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市"村改居"社区居民素质的现状调查研究发现,居民素质现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强化居民的科技能力、增强居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促使"村改居"社区居民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村改居社区的概念辨析及其性质特征

城市化发展促进乡村社会变迁，由此产生大量“亦城亦乡”的村改居社区。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的发展与研究脉络进行梳理认为，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土地非农化而使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结构随之变化的半城市化社区。村改居社区的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交错、利益资源密集、非农化程度高、人口结构复杂以及熟人关系简化，兼具城市嵌入性与乡土延续性的双重属性，面临着秩序重建的重要实践命题。厘清村改居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性质特征能够深化对村改居社区的总体性认识，进而为村改居社区研究的推进奠定基础。     

城镇化要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本刊讯 6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针对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少委员认为,城镇化转型发展势在必行,要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若干问题的研究(下)

<正>十一、农村集体经济与城镇化城镇化改革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就是要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权利平等化。农民向往城镇生活,但大量的农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享受不到市民公共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集体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农民不愿意进城,或者进城后又返乡的"逆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农村在"就地城镇化"理念下不断向城市社区转化的一种过渡化社区,其治理情况直接影响到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近年来,学术界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结合"村改居"社区的特征,分析其存在管理体制混乱、公共服务落后、专业人才缺乏和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并对此提出建议。     

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代际差异研究——城市融入视角

基于对中西部地区15个省份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城市融入为切入点,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意愿较强烈,但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个人特征因素中进城务工年限对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城市融入度对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显著,两代农业转移人口均注重工资待遇水平、居住条件、物价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城市归属感的实现,但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受职业技能水平、社会关系网络及户籍状况满意度影响较大,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更强调职业升迁机会、工作环境和子女教育状况满意度的提升。据此,提出构建新型职业培训模式、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强化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助推生态文化城建设

<正>泉州分行积极作为,支持罗裳片区棚户区改造,助推生态文化新城崛起。晋江,这个连续23年领跑福建县域经济的城市,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力居全国百强县第5位,"晋江模式"在经济突起中初具形态,但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公共服务落后于个人财富积累的城市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位于晋江的罗裳片区就是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闭塞没有规划     

“村改居”社区居委会选举困境与治理路径——以城乡协调发展为视角

城镇化导致"村改居"社区愈来愈多,"村改居"后村级选举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给城乡协调发展带来了机遇,又造成了诸多挑战。基于对四川省达州市A社区"村改居"后社区居委会选举中存在的"等额选举"、"另选他人"、"贿选"、"基层政权干预"等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影响"村改居"社区居委会选举的三个因素:居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的设定左右选举结果;居委会选举方式影响贿选效果;基层政权机关和居委会的角色定位影响选举的民主程度。     

关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阶段,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成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本文主要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意义及困境出发,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破解之道进行研究。     

新时代下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思考——基于包容性发展视域

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新时代作为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阶段，科学探究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困境与对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针对目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面临的制度保障不足、融入基础较差、参与能力较弱、参与渠道狭窄、共享机制缺失、融入水平较低等困境，本文从包容性发展视角出发，提出了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制度保障、夯实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基础、拓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参与渠道、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参与能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共享机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水平等路径。     

佛山市 "村改居"政策的问题与反思

佛山作为广东省城市化试点市,在“村改居”上作了大量尝试。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改制工作流于形式。“村改居”工作顺利推行,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同时必须为“村改居”建立起法律和制度保障。     

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城城镇化:逻辑理路、实践样态与发展路径

县城城镇化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县城城镇化是中国式城镇化道路内生演进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在新时代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应用,是缓解“城市病”“乡村病”和“县城病”以及促进农民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的重要载体。县城城镇化在实践中衍生为扩张型、稳定型和收缩型三种样态,不同类型的县城城镇化助推共同富裕的潜力也不尽相同。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县城城镇化要以全面富裕为导向,推动县城城镇化“生产—生活—生态”耦合发展;以全民富裕为立场,重点培育和提升农民家庭发展能力;以差别富裕为策略,探索县城城镇化多元化和抱团发展共富路径;以共建富裕为保障,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化的县城城镇化高效能治理体系,从而开创出综合发展、以人为本、多元繁荣和共建共享的县城城镇化道路,使县城城镇化真正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村改居”不能自然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我国部分省市区开展了“村改居”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有关“村改居”后集体土地自然转为国有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应坚持＂村改居＂不能自然改变土地所有权的观点。     

办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据新华社9月19日电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挥城镇化综合效应，释放内需巨大潜力，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李克强在讲话中强调：一是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探讨。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现在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