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Feenstra和Hanson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利用中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我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的市场条件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差异，外国直接投资对各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相同。国内资本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相关不大，甚至可以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分析的理论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对整体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工资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2)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高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较小，甚至是负的影响；(3)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比例越大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而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越低；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对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明显不同；(4)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提高有显著贡献，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缓解国内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市场对比方法设计研究

文章主要对我国公务员与对应的民间从业者工资水平市场对比方法进行了研究,在综合了学术成果、实际调研和各国/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我国国情的完整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公务员工资内涵的明确,作为公务员工资水平市场对比参照的民间从业者及其所在企业性质和规模的选取,公务员与民间从业者的基于职务种类、工作年数、性别和学历等决定要素的职位配对和工资水平对比以及与当地地区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最终确定等流程在内的市场对比的完整方法.最后,为目前尚未实现的公务员工资市场对比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发展意见.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工资水平的机制探析

文章利用2005~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OFDI行为与工资水平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方法比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显示:OFDI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OFDI企业;企业OFDI对工资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市场原则在OFDI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占主要位置,不存在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工资影响更小;OFDI企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存在生产率效应、劳资利润共享机制以及海外子公司的工资水平溢出效应。     

国民经济与科技人力资源收入之间的关系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步伐进一步的深入,西部人力资源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而合理的工资水平是保证这些人力不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基于这种观点,本文详述了西部经济发展的状况,并通过GDP、居民消费水平等十一项经济指标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总体上的经济发展对比,在对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工资水平进行分析后得出经济发展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对西部地区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提出相应的建议。     

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几点认识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是工业发展到中期阶段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具有必然性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既有不利影响,也有积极作用。企业要面对现实,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下功夫；东部发达地区则应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转移上下功夫。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高薪与养廉:一个简单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官员工资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效率工资模型以“官员期望收益最大化”假设为基础，得出：腐败与政府官员工资水平负相关，提高政府部门工资可以减少腐败，但工资策略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会随腐败金额的提高而降低，即抑制“巨额”腐败需要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本文在效率工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公平工资模型，得出：要控制腐败，就工资这个决策变量而言，只要使它等于“公平收入”就行了，额外的工资激励收效甚微。本文最后部分通过对35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经验研究证明：“高薪”对抑制腐败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相比它对政府清廉程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三大经济圈实证研究

9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该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是多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结果。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三大经济圈承接国际转移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教育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工资水平、政策因素、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等是影响该地区承接国际转移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文对中西部地区如何更好吸收国外投资与承接国际转移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政府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工资比较方法研究——基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案例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也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由于公务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工资调整机制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情况进行慎重论证。美国政府通过采用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工资水平进行比较的方法对公务员工资进行调整，经过实践证明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文章在充分研究美国政府公务员工资调整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及难点，提出我国政府管理者在制定公务员工资政策时需要参考的方面。     

FDI对东道国劳动者工资影响的研究述评——基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某国公司到其他国家投资建厂,进行经营以获取利润,FDI的进入在给东道国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及管理办法的同时,也会对东道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FDI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东道国劳动者工资的?这种工资分配是公平的吗?通过阅读文献发现,FDI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那么这种溢出效应又会对当地的劳动者(外资和内资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如何的影响呢?文章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     

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民工样本实证分析了利用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于民工就业的地点、工作类型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利用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外出就业，基本上不能直接增加民工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也不能直接增加民工的工资；其次，利用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也不能直接增加民工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但是却可以增强他们的流动性，使得他们能够跨越更远的距离，到达离经济增长的“核心”地区更近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在那里找到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就业，以及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这表明家庭层面社会网络对民工工资水平只具有间接效应，而不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这一结果加深了我们对于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利用社会网络的作用的理解。     

出口企业工资水平与贸易方式关联之实证

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口数据库(2003~2006年)对122 650家出口企业进行了贸易方式与工资水平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方式对员工的工资水平有显著作用。从总样本来看,混合贸易方式的出口企业工资水平高于其他贸易方式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工资水平高于一般贸易方式。因此,适当提高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有利于一般贸易方式的企业吸引优质人才而提升竞争力,改善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中国工资水平发展史的数量分析(1953—1987)

工资水平是一个社会全体就业者的平均货币收入量。它最能够反映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发展的历史综合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在商品经济中,国民消费水平表现为国民平均可支配货币收入的多少。国民可支配货币收入主要是工资。工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民消费水平的高低。要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为了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为了总结我国四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也为了明确经济增长过程中提高工资水平所必需的条件,以便实行相应的经济政策     

我国产业集中度影响产业工资水平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中度是刻画产业市场结构形状和大企业市场控制力的一个标志性概念,系区分市场结构是趋于垄断还是竞争的主要依据。文章以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决定工资水平为理论基础,通过对中国工业36个行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产业工资水平与产业集中度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对我国的行政垄断对产业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打破行政垄断行业工资水平过高的局面,大力推进企业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的政策建议。     

高薪与养廉:一个简单的模型和实证分析

官员工资水平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效率工资模型以“官员期望收益最大化“假设为基础,得出:腐败与政府官员工资水平负相关,提高政府部门工资可以减少腐败,但工资策略对腐败的影响程度会随腐败金额的提高而降低,即抑制“巨额“腐败需要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本文在效率工资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公平工资模型,得出:要控制腐败,就工资这个决策变量而言,只要使它等于“公平收入“就行了,额外的工资激励收效甚微.本文最后部分通过对35个国家相关数据的经验研究证明:“高薪“对抑制腐败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相比它对政府清廉程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对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中采用单位货运量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货物周转量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研究发现,FDI有利于提高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FDI对其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和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和物流主要运输方式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整体物流从业人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东部FDI对物流从业人员工资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物流整体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动力，优化了生产环节和管理过程，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就业市场对于“机器换人”的担忧。文章使用2013—2020年231家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回归，研究和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于制造业企业员工数量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员工数量有着显著负向效应，对工资水平有着显著正向效应，且两者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据此，应该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才培养机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合理把握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与程度。     

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应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文章在分析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工资水平的形成。并指出只有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工资水平才会趋向均衡与合理。     

浅析侗族传统小地名命名制度的社会激励价值

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地名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宝贵地方性知识。通过黄岗侗族地区小地名的研究发现，当地小地名的命名制度，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激励作用。因此，挖掘、利用民族地区的这一宝贵地方性知识，对认识当地公益事业的运行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