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的效应不同,本文运用GMM方法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世界187个国家(地区) 2003—2015年的跨国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制度因其不完善而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欧洲地区将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发挥应有效力的落脚点。鉴于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发展中经济体,并借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沿线亚洲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美两国投资数据的对比研究

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构造了东道国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并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和分析;之后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哪些方面特质会影响其对中国投资的吸收情况,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国家竞争力指数各个维度指标作为衡量系统,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同时与美国同期投资数据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性质的差异。     

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思想,李克强总理也表达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战略在"十三五"期间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契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新的机遇之窗。以此为契机,本文阐述基于此构想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主要介绍了与亚洲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模式。     

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一带一路"沿线的35个国家2007-2014年面板数据,结合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评价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自然资源丰富、政府较为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同时偏好于政府有效性较弱的沿线经济体.通过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提高风险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加强政府间沟通等.     

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替代还是互补

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投资水平与产业发展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企业层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对内投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1)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对内投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对企业的对内投资产生影响;(2)水平类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垂直类投资与生产服务类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3)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提升企业出口额的方式实现;同时,投资目的国在具有税收水平低、融资便利、技术发达与政治清廉的特性时,对外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对如何创新投资方式、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吗

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对17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跨越东道国反倾销壁垒的动机。其次,中国跨越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承认和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些结果在采用不同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度量方法时,依然稳健。因此,实证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辐射国家和地区展开投资贸易合作,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本文运用CGE模型构建社会核算矩阵,在此基础上模拟不同自由贸易情境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后,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的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均将有不同程度提高;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贸易平衡趋于稳定而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福利、贸易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并结合自由贸易情境分析结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进行了压力测试,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本需求较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相对于压力情境还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同时侧面反映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空间巨大。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生产率和所有权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0-2011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相关数据,将投资目的 地划分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两种类型,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所有权(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的视角检验了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高生产率优势对于促进企业选择到"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不大,但能显著地促进企业选择到非"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相比于对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企业选择向"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企业在选择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其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弥补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不足.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的生产率和所有权异质性同时还会影响到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间进行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与对策

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对国家、区域和企业自身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结合实际案例经验,分析民营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着对外开放意识薄弱、能力欠佳的内部问题,也受到国家政策、信息服务、复合型人才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提出扩大对外合作规模、积极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提供较多支持、高校加强人才培养等建议,以提高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力。     

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再次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但是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本,因此,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文章采用2007—2013年中9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东道国研发费用、科研成果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目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要素分解及其外部性检验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促进多元共建、利益共享。基于2010—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经贸数据,分别从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三个方面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要素进行了分解,通过面板回归检验了中国要素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明显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前提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如果要素之间相互挤出,要素投入的作用就会大幅降低甚至被抵消。当前,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国要素主要是对中贸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当地承建工程的增长效应尚不显著。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又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市场环境,提高了当地市场效率,而这恰是"一带一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更好地平衡沿线国家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市场秩序扩展的难题,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时就要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引领作用,特别是通过出口平台型等投资方式来带动东道国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从而优化其对外贸易结构。同时也应注重中国在外承建工程的产业发展效应,构建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沿线国家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俄投资的法律风险及应对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国对俄投资量大,双方经济互补,且在投资领域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中国对俄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政策、中国对外投资的国内立法、中俄双边条约和俄罗斯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都可以为中国对外投资者在俄罗斯的投资活动提供指引和支持。但由于两国政治经济的差异,中国对俄投资仍然面临俄罗斯法律环境不稳定、税收复杂繁冗、投资模式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风险,较高的投资壁垒易使中国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因此,中国对俄投资需要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投资权益,规避或者降低法律风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顺利开展对俄投资合作,提升经济实力,促进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代重要的发展策略。2013年以来,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与沿线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对外投资数量也呈持续的增长趋势。新加坡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范围内重要的对外投资国家。本文重点分析我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对新加坡产生的影响,以及新加坡自身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入世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来"战略的实施使得包括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流入高速增长。然而,在中国加入WTO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本文在对1996-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中国外资政策红利的衰减、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投资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于不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影响不尽一致。为进一步吸引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东道国应在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的基础上对外资政策进行适当的微调以及作为投资国的主要发达经济体消除投资保护主义以增进双边投资等,是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互利共赢的重要策略。     

双边高层会晤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基于母国助推视角,本文考察了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基于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用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高层会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中,出访的作用最大,也最为显著;接待来访的影响也较为明显,但作用不如出访,而工作会晤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双边高层会晤的直接投资效应中,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