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酬激励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双碳”目标进一步明确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判断企业是否低碳发展的指标之一。文章以2013—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结论表明：薪酬激励可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环境规制增强了这一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门槛值0.021时，薪酬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果最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来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环境技术进步影响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我国环境污染的排放总量逐年减少,文章利用1995—2009年行业数据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技术进步对我国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环境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处于门槛值之内时,环境技术进步通过扩大产出增加了污染排放,当产业结构升级到一定门槛值后,环境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更加显著,从而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文章的结论还证实了我国目前处在环境库茨尼茨曲线的右侧。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进步与污染排放——基于中国分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全球价值链嵌入(GVC)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但也造成污染转移,使发展中国家成为隐含能源净出口国。文章利用中国1995~2009年行业数据、GVC参与指数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和技术进步作用对行业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全球价值链嵌入小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会增加污染排放,当全球价值链嵌入超过门槛值时,技术进步会降低污染排放,其中,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门槛值显著高于服务业。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准确地评价产学研合作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果,对于产学研合作的科学推进意义重大。文章采用2009-201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从企业内、外部研发的互动模式视角,实证研究了产学研合作强度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学研合作强度和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折线对应关系。当产学研合作强度小于门槛值时,产学研合作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产学研合作强度越过门槛值后,促进作用明显削弱,但并未呈现负向阻碍作用。因此,企业产学研合作应是基于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的合作,这就证明了,在产学研合作中,以企业为主导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级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环境规制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环境恶化两难困境的重要工具,环境规制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否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问题。运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探讨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U 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快发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门槛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由抑制转为促进,又转为抑制作用。     

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中国的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环境规制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作用,其中由于中国吸收能力较差使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而环境规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它们的不同区间内,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且通过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的各模型中,环境规制始终有利于进口贸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但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当环境规制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不同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有所差别。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不同能源成本约束下的生产技术进步与工业行业增长

在面临不同强度的能源成本约束时,工业行业部门的生产技术进步与产出增长之间相互关系如何了?面对经济稳增长和工业降能耗的双重压力,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能源政策是否会陷入两难境地?为此,文章利用质量阶梯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能源成本、生产技术进步与工业产出间的作用关系,并结合中国工业分行业1993-2012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考虑能源成本约束的前提下,生产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成非线性化关系。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一关系,进一步利用Hansen(1999)的门槛回归方法进行了验证,发现存在着显著的双重门槛特征,在强、中、弱三种不同的能源成本约束强度下,生产技术进步的作用系数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基于FDI质量中介效应检验

FDI质量视角下，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首先，揭示三者影响机理;其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最后，通过非线性模型，理清FDI质量的中介效应实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的中介效应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与FDI质量之间存在U形关系。因此，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对FDI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     

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以索洛余值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表征技术进步,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方法对环境规制影响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中部和全国表现为倒"U"型关系,而西部地区表现为"U"型关系;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比较显著,其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有利于FDI技术效应溢出,从而促进技术进步,而中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抑制了技术进步。     

城镇化、环境规制会促进区域技术进步么?

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提高的城镇化水平，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困扰着城镇化建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本文基于面板混合OLS 模型、系统GMM 模型和门槛估计模型分析我国30 个省份的城镇化过程中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倒N 型”关系，在单独研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得出，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引入环境规制与城镇化交互项的作用下，两者的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下，再次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的“倒N 型”关系。     

信息化、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互联网+"深度融合和刚性环境规制约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文章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引入经典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区位商指数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信息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环境规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基于此,提出通过不断加强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造业聚集格局,并对制造业过度集聚的地区施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

本文采用三种衡量贸易比较优势的指标,就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了工业行业的比较优势,规制强度以及传统的要素禀赋是工业的贸易比较优势集中于干净类行业的原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物质资本强度与产业贸易比较优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物质资本强度的增加,其对工业行业贸易比较优势会有先提高后降低的影响趋势;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不意味着较高的比较优势,这可能和中国开展大量的加工贸易有关。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     

隐性经济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地级市经验证据的分析

在已有关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中,鲜有考虑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而隐性经济本身不仅会带来环境污染,也会削弱环境规制的实际绩效。因此,纳入隐性经济这一重要因素,从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以中国24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法和熵值法测算中国2007—2017年245个地级市的隐性经济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强度在隐性经济视角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和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项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总效应则取决于直接的负向效应和间接的正向效应的净效应。隐性经济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会进一步恶化环境污染状况。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