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驱动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识别

当前，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制造业企业逐渐显现出“脱实向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程度较为明显。本文使用2009—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本文基于现金持有、实物期权和委托代理理论，进一步识别了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程度；（2）融资约束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3）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客户集中度、银行监督程度均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的正向影响。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本文在考虑所有制和规模异质性、政府补助的影响后，其主要结论仍然稳健。本文针对监管部门政策实施、流动性支持、资金流向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企业脱虚向实的研究普遍将"抑制金融化"视为脱虚向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同时考虑实业资产与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变动,设计了"二维"的企业脱虚向实变量,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两种机制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对产业政策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创新意识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然而,区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期限后发现,产业政策更能够显著促进长期金融资产脱虚向实,说明产业政策主要是靠降低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来发挥脱虚向实作用。文章的研究既能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引导企业转变投资结构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构建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金融“脱虚向实”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增长可以有效推动金融“脱虚向实”,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并未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金融资产配置失衡致使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集中度的提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今后可通过继续坚持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改革等措施提高我国金融“脱虚向实”效率。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 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对企业金融化现象产生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在市场竞争与企业金融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正确处理好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解决。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产融结合、贸易摩擦与制造企业创新产出

以我国2007-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产融结合对制造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贸易摩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产融结合及其模块广度、时间长度、股权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企业创新产出;在贸易摩擦严重时,产融结合及其模块广度、时间长度、股权深度对制造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合贸易国、贸易行业和贸易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对产融结合和制造企业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海外贸易量较低的制造企业,贸易摩擦对产融结合和中高技术密集度行业、海外贸易量较高的制造企业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更显著。从贸易摩擦角度,拓展产融结合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可为进一步引导贸易摩擦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开展产融结合实践,促进制造企业创新产出提供经验证据。     

经济金融化与财富收入分配——基于二十大报告关于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的理解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既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也深刻影响着收入分配。但近年来，金融“脱实向虚”的趋势和经济金融化的问题不断凸显。经济金融化具有自发性，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干预。从引致增长的效应看，节制的金融化有助于社会财富收入的增长，但过度的金融化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和增长停滞效应；从引致贫困的效应看，金融化会拉大贫富差距，过度的金融化将严重拉低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份额，无益于我国按劳分配的主体分配制度。因此，要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深刻理解党中央着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意图，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主动应对过度经济金融化风险，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民营上市公司CEO法律责任与企业脱虚向实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法律环境的优化,本文聚焦民营企业脱虚向实的现实需要,以2008—2020年为样本区间对CEO法律责任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CEO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更低。机制检验结果表明,CEO法律责任的增加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CEO任期较短、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两者的负向关系更显著;CEO法律责任能够削弱企业金融化对研发创新的挤出效应。     

金企联盟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吗——来自上市公司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联盟的证据

上市公司与金融机构建立战略联盟是提升绩效的创新途径。本文整理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公告，并实证检验构建金企联盟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建立金企联盟可以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融资水平等渠道提高公司绩效，但也提升企业“脱实向虚”的风险。此外，企业与证券类、保险类金融机构联盟的效果更佳。金企联盟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的绩效，缓解企业金融资源的不平衡。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扩张选址——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中国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促使企业往往将地理空间的布局与扩张作为重要战略。使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子公司的区位选择。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母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在本地新设子公司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扩张；子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在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这一影响在2013年以后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选择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调节效应，家乡关系和校友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能改变企业扩散规律，促使初创期企业扩张由圈地模式转向跳跃模式，不利于初创期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基于连锁董事网络的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本文以同群效应为研究视角,选取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连锁董事网络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信息传递和资源获取两种途径,且企业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董事会成员具备金融背景、上市年限越长、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弱,同群效应越明显.嵌入董事网络的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会导致企业偿债能力下降、主业投资不足的经济后果.本文以连锁董事网络同群效应为新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研究范围,同时也为政府、企业和管理者在降低金融化同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提供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