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营企业非劳动收入问题探析——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形成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形成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理论为我们研究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非劳动收入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中,除了一部分劳动收入还有一部分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是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它是私营企业主凭借资本所有权所获得的一部分收入。在我国现阶段这部分非劳动收入的存在是有客观上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远大目标并不矛盾。但在一些私营业主的收入中还存在一部分非法的非劳动收入,对这部分收入必须加强管理,对情节严重的要给予法律制裁。     

十六大报告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劳动收入是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各种报酬。从城镇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其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薪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补贴等。从农村看，劳动收入是指农民通过劳动收入获得的收入，包括出售生产的各种劳动产品获得的收入等。非劳动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收入，其中资本要素获得的收入有股金分红、利息等，技术要素获得的收入有技术股份分红、出售专利所得等，经营管理要素获得的收入主要是通过股权激励方式获得的股份分红等。一切劳动者的收入是劳动所获得的报酬，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收入是一种混合收入，包括劳动收入、经营管理收入、资本要素收入等，只要不违法，就是合法收入。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劳动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效应仍处于探索阶段，且定量评估不足，缺少行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Acemoglu&Restrepo(2018)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并引入行业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对称性变动，从智能渗透和边界延展两方面分析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与技能收入差距的影响及机理，并通过2003—2020年中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水平和技能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显著大于对高技能劳动收入水平的冲击。(3)人工智能通过提升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水平增加劳动收入水平，缩小技能收入差距。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而最终分配格局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劳动报酬、资本报酬和政府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三大板块,本文着眼于劳动报酬,考虑生产税净额、统计口径改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     

“不劳而获”与“非劳动收入”

在私有制社会 ,非劳动收入是剥削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 ,有产者是剥削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私营企业主既是有产者 ,又是劳动者 ,既有劳动收入 ,又有非劳动收入 ,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工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能满足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转变这一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劳动收入居于主体地位吗——劳动收入份额再测算与国际比较

由于统计口径、测算方法等不一致,劳动收入份额难以进行动态跟踪和国际比较。为此,本文调整劳动收入份额测算方法,重新界定了分子中统计口径的变化与混合收入的划分方式,论证了以国民收入作为分母的合理性。基于1978—2017年收入法GDP、1992—2020年资金流量表、1987—2020年投入产出表等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1978—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为68.1%,呈向右倾斜的N型变化趋势,近年已回升至均值附近,中国劳动收入仍居于主体地位。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发现,1978—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与法国、英国等国差距为6.7%。本文测算方法改善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时期可比性和国际可比性,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历史核算资料修订提供了一定参考。     

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入差距,采用了中国2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既显著影响了收入差距,又通过GDP、人力资本、开放度等因素影响了收入差距,并且东中西部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结论可为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

文章以中国31个省份2012—2020年数据为基础,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劳动收入分配之间的传导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冲击效应,技术创新可驱使劳动收入分配合理化;技术创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即随着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降低。分区域探讨得知,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对东部、中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显著为负。进一步拓展分析可知,低附加值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中介作用。根植于此,提出全面深化技术创新,助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化;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提升劳动收入分配平衡性;重塑西部地区分配体制机制,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分配。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在两个方面产生混乱:一是我国收入法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指标包含了非公司业主的混合收入,采用了宽口径的概念,而联合国所推荐的SNA1993中的雇员报酬概念却并不包括混合收入,是窄口径的概念;二是2004年我国收入法GDP的统计口径本身发生了变动,使得我国2004年前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自我雇佣者的混合收入按照宽、中、窄三种口径进行调整,基本消除了上述两个不可比因素;并且,以调整后的可比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宽、中、窄口径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全面的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更为稳健可靠。结果发现:如果采用窄口径的劳动者报酬概念,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5～20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参与非劳动收入分配的理论与实践

在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据要素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生产要素。激活数据要素市场新活力，释放数据要素市场新动能，将数据要素纳入到收入分配框架中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面临三重困境，即数据权属关系界定不清晰的权属界定困境，非劳动收入分配主体不明的收入分配困境，非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数据鸿沟困境。因此，只有实现数据要素的权属保护与产权有效激励，完善更加体现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治理效能，才能构建新的数据生产关系以匹配生产力发展特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正反馈效应和乘数效应。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新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将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相提并论，并指出“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这一理论创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还是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现实需要。     

劳动收入份额、内外环境与企业绩效

分群体探索收入分配影响后果是合理构建收入分配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以199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微观视角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在激励效应和成本效应共同作用下，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且当前成本效应占主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成本效应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绩效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劳动保护通过激励效应缓解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过度自信放大成本效应使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缓解成本效应从而能够缓释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绩效；随着时间推移，创新有助于缓和劳动收入份额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从员工管理、企业发展战略角度为企业应对劳动成本上升提供相关建议，从微观层面为国家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参考。     

风险投资与企业内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立足于现代金融主体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中的支持作用,利用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手工整理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发挥增值与认证作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来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竞争行业企业中更为凸显。最后,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同时挤占了资本收入份额,并且有助于做大我国的“就业蛋糕”。本文不仅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视角拓展了对风险投资增值作用的认识,还为理解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以及中国经济省际数据分析发现,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U型规律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摩擦工资因素,按照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态势,未来两年完全有可能出现劳动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     

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是比较多的，其中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文章首先对公务员的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研究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效用，而后进一步分析了公务员非劳动收入的成本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建议。     

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文献,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相关问题认识。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缘何失衡

一、原因１．工资总额小于劳动收入，同时基金征缴率明显偏低，基金收入大打折扣。工资总额是社会保险费的基石，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工资总额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劳动收入非工资化、非货币化程度高，工资总额大大少于劳动收入；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核定的缴费工资额小于工资总额。在我国，劳动收入包括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又包括政府统计口径的工资总额和非工资收入。虽然政府规定工资总额由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组成，但企业会以种种名义发放不统计在“工资总额”内的收入，形成一部分非工资收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