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路径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并讨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其次阐释了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所面临的FDI低端锁定的挑战;最后提出并讨论了基于制度发展之下的FDI结构升级以及双向OFDI结构调整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路径。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正以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本文剖析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机制,结合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I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F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我国经济增长研究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向"上中等收入"行列,但因此困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中国也日益凸显。从国际上看,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步入高等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将面临许多难题,但也是一个国家机遇与挑战共存的重大变革时期。本文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入手,深入分析中国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战略,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才能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措施探讨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以往各经济体发展的趋势来看,如果在这一时期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问题,极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中国国情,汲取他国在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经验教训,以寻求帮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国开展OFDI有助于固链和强链吗?

本文从双边价值链关联角度,探讨中国开展OFDI可能具有的"固链"和"强链"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与39个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开展OFDI的价值链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开展OFDI显著提高了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并表现"固链"作用,且对价值链前向关联程度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后向关联,进而呈现一定的"强链"功能.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欧洲地区和高收入国家的作用效果好于非欧洲地区和中等收入国家.     

人民币汇率与OFDI、IFDI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2010-2015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以及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IFDI)数据为计量基础,通过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关系检验分析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OFDI、I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有一定的负效应,但影响甚微,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几乎无影响。     

中国双向FDI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双向FDI贸易效应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对1982~2012年中国双向FD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IFDI的长期出口弹性和IFDI滞后2期的短期出口弹性均为正,且长期弹性小于短期弹性;OFDI的长期出口弹性和OFDI滞后2期的短期出口弹性均为正,且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IFDI与OFDI的长期进口弹性均为负。上述结果进一步说明,IFDI的长期出口促进效应存在下降趋势,IFDI的现有类型和质量对经济持续发展存在局限性;OFDI的长期出口促进效应存在上升可能,发展潜力巨大。     

国际贸易对中外双向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以来,我国国际贸易额大幅上升,与此同时,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迅猛地增长。那么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呢?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国际贸易额与我国双向FDI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国际贸易对我国双向FDI起着促进作用,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较大(在99%显著水平下,每产生一亿美元的进口就会流入0.303亿美元的FDI,每产生一亿美元的出口就会流入0.208亿美元的FDI),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小(在99%显著水平下,每产生一亿美元的贸易仅对对外投资0.003 203亿美元)。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贫困的影响——基于1985-2005年家户调查数据的协整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FDI)一般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对于收入分配以致对于贫困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自向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城镇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收入份额,因此会产生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减贫效果。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加重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的不平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马达加斯加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前景及局限性。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总会给一国经济增长带来有利的贡献,由于投资的欠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马达加斯加的贸易收支,因此需要外国资本来促进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增长。笔者在此提出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有效的管理及经济改革等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技术进步、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OFDI理论综述到OFDI对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OFDI能够通过研发费用分摊、逆向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建议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府服务职能,并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政府干预、增长动力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如何适时调整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中等收入国家改革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1950~2011年两类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成功实现了主要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向要素使用效率的转型,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形成了对要素投入增长路径的依赖。(2)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以要素投入为主要增长动力的发展阶段,政府干预通过引导资源配置、促进要素积累的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该效应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逐渐减弱;而在以要素使用效率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干预则会抑制要素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尽管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干预面临两难权衡,但适时淡出政府干预。     

基于存流量的FDI效应分析

本文分别从存量和流量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存量上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流量上的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出FDI和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以四川为例

本文根据四川省2000年~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四川省GD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建立非结构化的VAR模型,进行了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分析了GDP与FDI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FDI与GDP为双向、动态的因果关系;FDI的增加在短期和长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期内反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抑制作用;GDP的增长会对FDI产生显著的带动作用,并且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效应。     

FDI、出口:经济效应与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是造成当前国内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运用计量方法,选取1990-2008年河南省的年度时间数据,检验了FDI、出口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对FDI、出口的经济效应以及FDI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在FDI、出口和全省GDP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存在显著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协整方程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方程的因果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且出口乘数效应明显;而FDI的产出效应和贸易效应均为负,因果检验表明只存在由出口到F D I的单向因果关系。本文最后总结上述结论的经济意义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Are There Threshold Effects of FDI 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220 Cites in China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总体效应分析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资本积累是否可以由量的提高转为质的提升,即投资是否从推动总量增长转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关乎我国是否可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主要考察了外商投资在推动我国资本积累质的提升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外商投资尽管对于宏观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始终较为有限。未来中国要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继续挖掘外商资本的技术溢出潜力,将更多依赖国内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投资效率的提升,政府为此需制定相关的投资政策予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