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同时避免“双高”和“滞胀”吗？

卷首语能同时避免“双高”和“滞胀”吗？“双高”（经济高增长和高通胀）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而“滞胀”（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则更加有害和难以对付。当我国经济还处在“双高”状态时，有同志就提出要警惕“滞胀”的可能性，是不无道理的。过去的高通胀...     

战后日本高额储蓄的维持、转化及其启示

二次战后,日本凭着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通过改革和调整,促成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直至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令人注目的世界经济强国。从某种角度来看,战后日本是以“储蓄大国”转变成“经济大国”的,这一经验值得我们探索与借鉴。一、战后日本如何提高和维持高储蓄率日本经济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高增长率没有高的储蓄率是不可能维持的”。持续的高储蓄在相当大程度上支撑了战后日本的高投资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构筑柳北循环经济的产业链

2003年“电荒”、“煤荒”、“油荒”接踵而至，能源形成了“瓶颈”，我国作为一个能源并不富裕的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抓好能源综合利用与节能降耗工作，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的增长新模式，实现特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总体资源永续利用，打破传统经济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和低利用，即“资源-产品-废弃物”的模式，使经济活动生态化。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与浙江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的衰退风险,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今年中国经济既要“防过热”又要“防下滑”,既要“稳物价”又要“保供应”,既要“多出口”又要“多进口”,既要“高工资”又要“高就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审视,浙江发展仍然没有到“停下脚”、“喘口气”、“喝咖啡”的时候,仍然面临较多的压力、困难和艰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解决“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

“大而全”、“小而全”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曾对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解决劳动者就业和改善群众生活，起过一定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所带来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已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质量型、效益型的转变。因此，认真研究湖南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解决的问题。“大而全”、“小而全”的表现及其危害本文所说的“大而全”、“小而全”，是指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地区、…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增长，2011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巳跃居世界第一。但是，长期依靠“高投入、高出口、扩大内需”这“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隐藏的负效应将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抑制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弄清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经济决策，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十分重要。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增长，2011年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巳跃居世界第一。但是，长期依靠“高投入、高出口、扩大内需”这“三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隐藏的负效应将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抑制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弄清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经济决策，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十分重要。     

“八五”预定目标超额完成

——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七五”后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经济大调整,为“八五”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后期的经济快速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八五”时期,是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11.7％。增长幅度超过计划3-4个百分点,比“七五”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近4个百分点,在经济总量上提前完成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年度之间的波动较小,各年份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落差由“七五”时期的94.9％缩小为48.7％。     

1997-1998年广州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一、对1997年广州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对1998年经济走势的基本估计1997年,我市实施的“稳中求快,紧中搞活,加强管理,有效增长”的方针取得了积极成效,国民经济实现了适度快速平稳增长,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左右,经济整体运行良好。可以用“高”、“低”、“平”三个字来概括,即高增长率,低通胀率、平稳运行。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国企改革、结构调整和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展望1998年,广州经济将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平稳增长的好势头,经济增长率将保持与今年相当水平。     

提升杭州文化“软实力”

经济“硬实力”和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要关注经济“硬实力”，又要关注化“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杭州经济“硬实力”显增强。去年，全市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5431美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000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700多美元，走在了全国全省前列。但杭州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化“软实力”提升相对缓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现象还没有根本改变。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牢崮确立“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思想，以“一名城、四强市”（化名城、教育强市、科技强市、卫生强市、体育强市）建设为载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社会发展，使杭州的经济“硬实力”和化“软实力”相得益彰、良性互动。     

在造纸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探讨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与传统线型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线型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物质单向流动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污染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是在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3R的原则下,倡导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封闭式环型经济,从而达到经济生产的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西部开发“新经济”的对策建议

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发展“新经济”美国是当今世界出现“新经济”最早的国家,从美国“新经济”的现状来看。“新经济”的发展动力是高技术。增长资源是科技人才。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生存环境是科技经济园区。运作基础是市场性经济、自由性经济、开放性经济、全球性经济。只要具备以上条件．任何一类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新经济”。     

增长模式转型：我们需要转变什么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国内外的评价总体上说相当高，但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看法就大不相同，经常听到的说法是“粗放”、“低效”，如此等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模式”评价如此不一，颇令人困惑。     

杭州市地税收入风险及预警研究

“十五”期间，我市地税部门组织收入呈连年高基数、高增幅的“双高”现状。然而，进入“十一五”开始显现持续增长的难度。本文着重从经济税源和税收管理视角，分析了当前地税收入增长方面存在的显性和隐性问题，并从经济增长、制度保证、管理增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地税收入风险、提高税收安全性、保持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和谐财税”的对策。     

“一极三轴”长江三角洲经济外向发展格局构想

<正> 笔者认为,要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扩张能力,必须建立以浦东为“发展极”,沿海铁路、沿长江和沿东海岸为三条“增长轴”的经济外向发展格局。这一格局,可称为“一极三轴”的长江经济三角洲经济外向发展格局。一、“发展极”建设,浦东的开放与开发 1.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长江三角洲地处中国大陆“黄金海岸”(东部沿海开放带)和“黄金水道”(沿长江产业密集带)“T”型分布的结合部,具有独特的区位运输条件。她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     

扩大内需的战略抉择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在我国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一马当先，“出口”如野马奔腾，而“消费”却远远地抛在后面。国内普遍出现的低消费和高储蓄现象已经趋于“两极化”，过度依赖外资和外贸，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中国经济面临着不可持续的不平衡增长。     

注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特质，拉伸科技型企业产业链

长期以来,中国在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格局下,经济增长中外延式的增长贡献率远大于内涵式增长贡献率。以资源消耗、劳动密集为主的经济类型比重大于以科技创新、技术知识集约为主的新经济类型,全国GDP的增长相当一部分是以廉价要素投入及环境牺牲为代价的。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逐步认识到,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再创佳绩,必须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致力于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少、附加值高的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强国际综合竞争实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目标,同时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为“两型社会”建设积累经验。实践表明,“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尤其离不开“两型”产业的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则是“两型”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必须依托科技创新,通过延伸科技型企业产业链,大力发展“两型”产业,进而加快区域“两型社会”建设进程,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祝宝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掣肘我国经济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指出，从“九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0年后，我国仍延续了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增长方式。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得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凸显，压力增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经严重掣肘我国经济的发展。     

传媒

危机时刻看管理 伴随全球经济下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由此步入了“低增长、高成本、高风险”的“两高一低”时代。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消解高增长与高成本的矛盾

“十五”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与高成本的矛盾时代，一方面，GDP年增长率达8．8％，比“九五”期间提高了0．5个百分点，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土地和水资源锐减的影响，中国经济也进入了高成本运行的时代。2003年在我国GDP的构成中，劳动报酬占到49．S％，“民工荒”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蔓延，就是劳动力成本提高的直接体观。同时，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