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挖掘城市群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构建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利用2003—2019年中国12个城市群1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城市群外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的劳动力和技术产生更强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且城市群内部的高铁可达性可以强化劳动力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可以强化技术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根据本文结论，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完善城市群内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关联，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实现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途径。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与影响因素研究

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QAP分析法以及ArcGis探究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结构。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仍然存在；数字经济整体关联网络的通达性、稳定性好，但联系紧密程度不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海、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而舟山、铜陵等城市中心性均较低，位于边缘；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距离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树立协同发展理念，注重数字经济圈建设，构建数字经济新基建，重视专业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创新。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2012—2019年我国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区域碳排放强度；第二，引入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长三角加速推进区域一体化

3月26日,在浙江嘉兴召开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次市长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协调会成员由16个增至22个——盐城、淮安、金华、衢州、合肥、马鞍山6个城市正式加盟。城市群扩容是必然趋势?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主任胡雅龙介绍说,长三角城市峰会下一步还将分步扩容,稳步吸收新会员,这是区域一体化深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趋势进而言之.长三角城市群要在国内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利优势.仅靠一两个城市的强大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区域内城市的共同推进和均衡发展随着长三角城市间同城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区域内空问和时间距离正在不断缩短,城市群的扩容是必     

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视角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敛是协调区域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经济增长收敛分析框架,使用全国267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探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并加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改善资本要素错配情况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时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差异和政府财政能力差异,对西部、北方、非沿海城市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收敛效应更加显著。应继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

正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新型城镇化建设专业委员会近日成立,该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宁波、淮南、舟山等在内的长三角30个城市。同时成立的还有长三角协调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旅游专业委员会和会展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旨在加强长三角各城市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加快长三角经济转型升级,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是1992年建立的长三角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1997年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对于城市群来说，在保持中心城市经济附着力的同时，强调“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近期，以京津冀为代农的区域一体化建设逐渐加速。     

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面板回归模型考察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在不断提升,呈现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区域格局;区域间差异是造成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区域差异的主因,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扮演着次要作用;长三角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模式相对稳定;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及市场力的提升对城市韧性水平有促进作用,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多维韧性和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群韧性能力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未来可以通过扩大财政自主度、提高公众受教育水平、适时扩大城市人口规模等方式强化长三角城市韧性。     

环境技术效率、绿色生产率与可持续发展：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比较

研究目标：测算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2000~2010年的环境经济绩效。研究方法：采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研究发现：纯技术进步和技术规模变化两个指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均非常显著,规模效率变化的贡献较小,而纯效率变化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值。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珠三角城市群更倾向于“高投资率”模式,考虑环境因素后,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更趋于分化,非平衡性加深。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水平略高于珠三角城市群,表明其他因素的贡献抵消了长三角城市群技术效率水平落后的负效应。研究创新：同时运用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和分析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环境经济绩效的区域差异。研究价值：传统经济绩效评价方式忽略了资源、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变量的刚性约束和时代对绿色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因而存在一定偏差。     

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痛点与对策北大核心

全球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关键枢纽节点,是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并发挥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对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网络控制力,有助于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在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建设全球城市方面走在了前列,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顶级全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经济能级、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总部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与不足。未来,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应重点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培育科技创新中心、提高总部规模能级、深化区域开放合作、强化全球城市环境支撑。     

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的痛点与对策

全球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关键枢纽节点,是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并发挥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对战略性资源、产业的网络控制力,有助于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协调水平的提升。在国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建设全球城市方面走在了前列,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顶级全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经济能级、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总部经济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与不足。未来,中国高水平建设全球城市应重点培育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城市立体交通网络、培育科技创新中心、提高总部规模能级、深化区域开放合作、强化全球城市环境支撑。     

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市政设施配套费的影响

市政设施配套费是城市管理部门对城市项目建设单位收取的费用,费用主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给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通运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可以有效吸引更多项目投资,扩大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市政设施配套费的计征,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可以给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     

统筹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 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

长三角城市群制度创新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城市群制度的进化历史。制度创新将会在土地集约化、农民市民化、区域一体化方面形成区域制度化,构建一系列新制度雏形,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市场联动奠定基础。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机制研究

运用雷达图分析法,从创新经济基础、创新投入能力、创新环境水平、创新产出能力四个方面对长三角16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为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机制提供决策依据和定量基础。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和阻力主要有协同创新动力机制不健全、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和科技资源共享缺乏长效机制,因此,需要从基础架构、重点领域、关键载体、保障机制和对策措施等几个方面着手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发展机制。     

空间异质性、城市群分工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整合与重组的激烈竞争中,城市群已成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热点。在所有空间问题中,城市空间处于核心地位,空间异质性引发的空间分工已不容置疑地影响着城市群的发展与区域空间一体化。建立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价值基础上的城市群分工已成为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力量源泉。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空间演化的证据表明,区域空间一体化本质上是城市空间价值与产业价值链耦合发展的结果,同时,只有建立区域空间多样化和城市空间专业化合作与互补的区域经济关系,方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交互影响——基于面板联立方程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文章选取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2002-2013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了该地区经济集聚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存在反向抑制作用;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的经济集聚和环境污染与周边地区密切相关。因此,长三角地区应构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组织,建立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污染的联动预警机制,形成市场和政府联合治理污染的整体格局。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与发展取向研究——基于胡焕庸线的生态涵义

利用重点城市数据验证了基于“胡焕庸线”测算的生态承载力，构建并测算了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确定了合意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值，进而对三大城市群可承载的人口经济规模阈值、生态效率目标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生态承载力呈现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值及发展潜力也大致呈此趋势。(2)京津冀城市群多数城市人口经济规模已超过当前生态效率水平下可承载的规模阈值，尚未达到阈值的城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3)人口经济规模和生态效率均大致呈中心城市高、其余城市低的分布格局。未来应针对各城市群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基于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人口经济规模和生态效率状况，确定其发展取向。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是制造业结构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2011—2021年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对其合理化的影响作用,大湾区城市群的情况则相反。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劳动技能结构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应用水平、数字产业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环境等维度存在差异。各地应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完善城市群内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联动,健全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越来越体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竞争。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是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