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相比于未认定的企业，通过认定政策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享受税收优惠，其对认定企业生产率和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大；(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生产率和绩效提升；(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增加企业外部融资和创新人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制定和完善精准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所得税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8～2017 年中国30个省域大中型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分析（FEM） 测度， 实证分析主要的两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 应用双重差分法（DID）， 实证分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局部变动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基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结合之前研究， 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改进及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议： （1） 调整已有税收激励的对象， 改变税收优惠方向； （2）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税率动态享受机制； （3） 针对行业特点， 调整研发支出抵免优惠年限及设定“ 研发准备” 科目， 进而提升税收政策的执行力； （4）创立一个以研发投入为主体的政策效应动态监查系统。本文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 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数据支持。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税收优惠对节能环保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激励节能环保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深沪两市118家节能环保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研发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税负总额、所得税税负和流转税税负作为解释变量，结合节能环保产业自身特点，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税收优惠对节能环保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节能环保上市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了正面影响，所得税优惠政策比流转税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建议从继续完善所得税税收优惠、逐步加大流转税优惠力度、建立健全配套措施等方面完善激励节能环保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微观层面策略性创新和宏观层面“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和重要工具,以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导致了中国技术创新上述困境?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及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调查数据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等,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②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③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无影响。本文为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吗?——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检验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突破性创新不仅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也是企业立足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夺取核心战略地位的关键。以201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其是否通过融资约束机制产生作用,并探讨对不同属性企业的影响效果。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于企业开展突破性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应;税收优惠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对于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对于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激励作用表现更明显。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财税政策和推动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核心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幅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此外,数字贸易发展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也存在差异影响,体现为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贸易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推动出口产品升级。     

中国产品出口“质量门槛”假说及其检验北大核心CSSCI

引入产品质量变量到贸易模型中,可以推导出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出口产品质量决定于出口目的市场的质量偏好以及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本文基于理论模型首次提出"质量门槛"假说。通过构建产品质量指标,对中国出口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质量门槛"的存在以及对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出口目的国家人均GDP每升高1%,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14%,而出口目的国家的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不明显;高收入国家由于具有较高的质量偏好,因而产生较高的"质量门槛",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比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高26,5%。对产品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质量门槛"效应存在行业间差异,其中对高技术行业作用最明显,对初级行业、自然资源行业的作用最低。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国内需求条件不利于产品质量提升的背景下,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对高收入国家的贸易,是提升中国产品质量水平的重要路径;而从基于经济效应的贸易政策角度讲,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并不一定是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优选择。     

专利执行保险、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制度之一,专利执行保险通过降低技术溢出损失和外部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2012~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专利执行保险实施背景下专利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执行保险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特别是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作用明显,在考虑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技术溢出损失效应和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专利执行保险创新激励效应的重要机制和渠道;专利执行保险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显著,其中对滞后5期内的企业财务绩效提升最为明显。研究为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激励作用探讨,加快专利执行保险试点推广以及如何激发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绩效研究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新能源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 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激励效应， 其中研发投入能部分中介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完全中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此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承受能力负向调节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税收激励会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内容。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解出研发创新效应、清洁生产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三条路径。接下来，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从机制分析看，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和清洁生产，从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表明税收激励的减排效应并不以限制企业规模化发展为代价。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排效果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来说更为突出。此外，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促进了在位企业的污染减排，还导致高污染排放企业退出市场，促进低污染排放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整体污染排放规模。本文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优惠政策与税收筹划实务二例

<正>实务一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利用与税收筹划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94)001号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15％。此优惠政策一般只针对法人企业而言而不对非法人企业,如分公司或分支机构。     

我国软件企业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政府为减少企业研发成本,鼓励企业扩大研发投入的重要手段。在众多关于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效力的实证分析中,罕见针对软件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效力的分析。此外,国外传统的分析方法依赖过强的理论假设,目前普遍使用的多元统计分析又无法处理多因素复杂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尝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深圳软件产业基地的软件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投入存在明显而复杂的促进作用。     

出口集聚的需求侧效应、信息摩擦与产品质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本文研究了在信息摩擦条件下出口集聚对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马歇尔外部性理论从供给侧分析集聚效应，本文从需求侧揭示了出口集聚的重要意义。理论分析表明，出口集聚可以通过“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的双重机制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与理论分析一致的结果。机制研究发现，需求学习效应对年轻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质量提升作用更大；当需求信号精度下降时，需求学习效应被削弱；需求信息具有市场专属性特点，同一目的地出口集聚的需求学习效应大于其他目的地出口集聚。质量声誉效应是把“双刃剑”，好的质量声誉能提升企业产品质量，而坏的质量声誉则会降低企业产品质量；新产品和异质性产品对质量声誉的敏感度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即使考虑了马歇尔外部性的作用，需求学习效应和质量声誉效应依然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财税新政激励对小微企业财务报表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出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分析了2019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激励政策对小微企业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的连动影响,从财务视角分析财税新政对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果,为优化财税体系提供有效信息。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以及如何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熵权法构建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明晰其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发展绩效,引入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效应和研发效应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的绿色发展。     

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数字贸易规则与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0—2014年TAPED数据库中国缔结的RTA数字贸易规则数据、WIOD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贸易规则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签署RTA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稳健且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相比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签署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引致的攀升效应更大。这种攀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管理专业化水平三条渠道实现。数字贸易规则水平广度越广、垂直深度越深，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且该影响在处于数字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明显。开展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时，需要重点关注电子商务合作、电子商务的重要性、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相关货物贸易、跨境数据流动等规则，以保证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核心利益。本文为中国今后如何签署数字贸易规则、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更好帮助本国企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内的产品质量调整

多产品出口企业是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贸易自由化冲击下,该类企业如何调整其核心产品与非核心产品的生产,对于提升企业乃至整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模型基础上内生化产品质量构建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间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会促使多产品企业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进行升级,从而提高出口产品定价,且企业的非核心产品质量提升的幅度相对更高,出口价格上升的幅度也更大,即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缩小多产品企业内的非核心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差距,从而优化企业内的资源配置。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异质性商品而言,关税下降使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化更大,而同质性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变化则不明显。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的基本结论。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丈章首先梳理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流转税优惠政策,并指出了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主要缺陷:税收优惠政策散乱,缺乏重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力度小,税收优惠方式单一.在总结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税收政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实证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短期经营具有负向冲击， 但是激励企业长期绩效的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域、行业差异； 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 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 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 短期绩效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 受政府支持与保护的企业， 不仅短期绩效受到的负向冲击较小， 而且长期绩效受到的激励效应也相对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