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碳排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科技进步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额外生产效率。 传统农业增长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以劳动力、资本、土地、农业机械设备等作为测度。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我国农业朝向绿色化、高效化、集约节约化发展,加入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以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为我国现代化、绿色化农业建设提供思路与方法。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东北三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特别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部分,发现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要素投入,但是其贡献率趋势却逐渐下降,而依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同时发现目前资本效率下降以及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将会对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带来一定影响。因此,本文在指出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     

湖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与中部其他省份的对比分析

通过与其他省份对比,探究了湖北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变动情况。结果表明:中部六省中,湖北省的可持续发展特征最为显著。此外,湖北省发展更加稳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产业转移以及金融危机产生巨大波动。但是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大部分省份共同陷入一个困境,即技术进步成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影响不大,且技术进步与效率存在着反向变动趋势。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基于此,湖北省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注重科技创新,提高纯绿色技术使用效率,才能提升可持续发展层次。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基于超效率DEA视窗模型的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工业生产效率与绿色化程度的主要测评指标,通过超效率DEA视窗模型考察了中国30个省市2011-2015年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及南部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较高;中部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望提高;西部及北部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偏低,其生产效率与绿色化程度亟待提高。     

绿色税制对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研究——基于资源税改革的实证分析

为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建设，以资源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1年20家稀土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以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税制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稀土资源税改革能显著提升稀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研发投入在稀土资源税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稀土资源税改革对中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上游和下游企业的作用并不显著。为促进稀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完善绿色税收体系、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制定差异化稀土资源税率、完善资源税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农业FDI提升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Battese and 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构建了农业FDI影响下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函数模型,根据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FDI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FDI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技术进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农业资源利用、农业劳动力投入质量、农业资本投入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和自然灾害则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国农业在总体上出现了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下降并存的局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基于DEA的中国经济增长资源利用效率探讨

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对中国1978年～2011年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成进行分析,同时将中国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与一些主要国家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资源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效,技术进步变化引起了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高.相对美国、日本、巴西等6个国家,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水平居中,但技术变化指数和纯技术效率指数均小于1,存在投资效率下滑态势.     

贸易条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1999—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贸易条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条件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并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积极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金融危机前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投入强度路径实现的。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文章通过收集辽宁省14个城市的投入产出数据,对考虑资源环境条件下的辽宁省TFP再估算,采用基于DDF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针对辽宁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负、技术效率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现状,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6—2015年包含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在内的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实证研究发现,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四川省18个城市分为双高型城市、单高型城市和双低型城市三类。实证结果表明: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指标因素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技术水平对双高型城市、双低型城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正向显著作用;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负向显著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效应;外商投资仅仅会对双高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服务业开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92个城市为样本,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继续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鼓励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力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广西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

为了促进广西农业经济的增长,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广西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对广西2012-2019年间的农业数据进行测度进而测量出广西农业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实证分析测量分解得到的各项指标表明,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促进广西农业生产效率的最主要因素;广西14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强;此外,影响广西14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具有地域性、时段性差异。为提高广西农业生产力水平,可以采取提升农业研发投入,合理化投入要素规模,发挥各自区域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等政策。     

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中国14家商业银行2000-200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并构建Panel Data模型对影响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00-2006年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4.88%,其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股份制商业银行高,ATM与POS投资对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自有资本比例有利于改善商业银行生产效率,而存贷款比例、规模、资产费用率与商业银行生产效率提高没有显著联系.     

扬子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分解研究

基于扬子江城市群8市2010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和SBM超效率模型,对扬子江城市群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推动作用,但随着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这种正向推动力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