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

本文首先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的机制。其次，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与宏观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最后，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等方面引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通过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

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文章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结构化,实证研究了微观要素结构、中观产业结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生产率的提高,要素结构效应作用不明显,产业结构阻碍了经济增长。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要稳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着重强调要素结构效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以通过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结构的调整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     

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运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高质量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门槛；再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最后，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展，而且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据此，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探索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

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塑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技术性、互联性和倍增性等典型特征,通过创新要素的高效集聚与创新组织的精准匹配,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促进产业变革调整与贸易转型提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形成网络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相互渗透、相互反馈及协同演化的进程。当前,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在于提高数字创新能力、深化数实融合、增强数字普惠共享及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具体需要促进数字创新的加速发展,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能;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基石;营造数字网络的生态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绩效倍增;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提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保障。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及降低交易费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宏观层面有利于营造公平环境和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在中观层面有利于激励产业技术创新和加速技术扩散，在微观层面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中国2011—2020年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等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其作用会因所有制、所属产业、所处城市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数字经济能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机制。因此，应以国有企业为示范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高技术产业为龙头带动技术进步，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基础提升数字化普惠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的特征，是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目前，关于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已然成为学术热点。本文以技术创新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了数字技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短周期技术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存在的耦合效应，阐述了数字技术的知识性、可封装性通过促进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集聚和专业化分工，形成技术创新地理溢出的空间效应。基于2012—2021年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关中四大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先行区，省域层面关键指标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影响效应的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作为“知识经济”,应当注重对于数字技术类型的选择，形成与制造业自身核心技术融合创新后的“共振效应”,同时有效推动社会各层面的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另外，在先行区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数字产业园区，发挥数字经济在空间维度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要素，发挥协调效应和改造效应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性和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主要通过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通过推进数字经济与生产要素结合，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乡村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化融合；另外，应通过乡村数字新基建形成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助力产业多元化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数据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界定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概念,基于转换倍增和循环倍增路径推导了数据要素倍增效应的模型,构建了链式决策优化的分析框架,论证了数据要素通过在宏观层面驱动要素配置决策和在微观层面驱动企业运行决策两条路径产生倍增效应。在实践中,数据要素积累不充分、运用不完善和规制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倍增效应,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必须在要素层健全数据整合机制、在产业层丰富数据应用场景、在制度层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数据要素供给和利用。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