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测度及代际传递效应

借鉴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Alkire-Foster模型构建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矩阵,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选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3个贫困维度,研究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现状,发现中国居民更多的是出现在身体健康维度的贫困,极少数同时存在两个维度的贫困。同时,对于模型的选择,研究采用的是logit模型,用以对我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并且父母均处于健康多维贫困时,子代更难以脱离贫困的恶性循环。     

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家庭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代际收入传递。(2)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在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更强。(3)政府卫生支出通过影响子代健康作用于收入,进而缓解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健康代际向下流动的遏制。因此应增加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优化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有效发挥政府卫生支出改善代际收入传递的积极作用。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义务后教育公平:打破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关键环节

随着农村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和城镇两个为主原则的贯彻,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逐渐能够保证。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后的继续教育状况却不容乐观,而这个问题又是一个比较紧迫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分析教育公平及贫困代际传递内涵的基础上,比较贫困对义务后教育公平的影响和义务后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进而深入揭示义务后教育不公的深层原因,指出义务后教育公平是打破农民工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环节,为义务后教育如何更公平发展提供启示。     

财政分权对黑龙江省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研究

在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关键时期,教育仍应摆在重要位置.长期以来,黑龙江省教育支出存在着投入规模不足、县级政府支出压力过大、事权划分不明晰等问题,这与财政收入分权及财政支出分权的不完全匹配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黑龙江省2011至2018年的数据,构建TAR门限自回归计量模型,得出了财政收支分权均对教育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的结论,即增大财政分权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有显著的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8023.     

优化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研究

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多年来我国着力增加财政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例,但是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列出财政教育支出的内涵及其理论,描述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状况和其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化情况,可发现我国教育财政主要存在三个结构失衡问题,最后提出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个体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研究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传递机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间的数据,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在将父母与其子女信息进行匹配后,本文主要采用Sobel单侧检验和Bootstrap这两种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两种检验方法均得出相似结论,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教育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中发挥中介作用,约占总效应的33%左右。同时,与其他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相比,家庭收入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提高的贡献较大。本文进一步发现虽然父母教育人力资本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直接影响较大,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也值得关注。因此,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除了通过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外,促进收入平等也是值得考虑的方面。     

中国财政教育支出的历史沿革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投入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柱和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教育支出60多年的发展历程,各阶段财政教育支出显现出不同的特征,经历了"总量不足—总量不足仍存在、结构失调渐显现—总量不足、结构失调双凸显"的逐渐加剧的进程。     

非正规金融对农村居民多维贫困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年数据,构建了包含个人行为能力和主观感受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在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较小阶段,随着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增加,会加剧贫困,而在其借贷规模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则会抑制多维贫困的发生,且减贫效应随着借贷规模增长不断增强。因此在制定脱贫政策时,政府应积极发挥非正规金融的正向作用,加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合作,有效利用非正规金融缓解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状况。     

财政收支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与调节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八分之一来自财政 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九七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资料》1997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为73837.12亿元,其中通过政府部门支付给住户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为5493.01亿元,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11.O%;通过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支付利息575.82亿元,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1.1%;通过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净转移563.94亿元(具体计算: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支付社会保险款1311.76亿元加上政府部门向住户部门转移的社会补助705.58亿元,扣除住户部门向政府部门支付社会保险款1453.4亿元),占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的0.8%.……     

地方财政支出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第四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数据为样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财政支出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差异对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作用是显著的,当迁入地的财政支出增加时迁入人数也会增加,中部省份的财政支出对人口迁入的作用要大于东、西部地区;另外,相对于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差异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更大。     

我国财政性三级教育支出分配结构探究

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的合理性是资源有效利用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的支出比例对于经济发展模式和教育长远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围绕上述问题,从三级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度和对资金的需求量人手,通过比较法、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双因素比例分析评价体系,探讨教育经费在三级分配的合理结构。     

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收敛的效应研究

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收敛模型,通过检验1994～2008年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发展的收敛模型发现,财政支出总额促进了经济的收敛,教育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收敛.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增大,但是全国及各地区的财政投入产出效益表现差异较大,财政支出效率不高问题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对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在不同地区的差异,重点以北方、南方地区的差异为例,对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着重从政府资源配置有效性上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量化.同时本文提出了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建议.     

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及优化对策

目前民族地区的财政支出结构远未达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对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特征的分析及与中、东部地区的比较,找出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民族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对策。     

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框架体系研究

国内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证明,完整的财政绩效管理体系应该是财政绩效预算、财政绩效评价与财政审计、监督的有机结合。推行我国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需要形成一致而明确的变革动机,需要立法机构的支持、公众的支持和投入,同时培育和加强政府行政能力,构建科学的、独立的财政绩效评价体系,强化绩效报告与管理,采取以外部评价为主、内部评价为辅的实施方式。     

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低保对缩小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非低保家庭,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因此,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加强低保政策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性,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