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公共医疗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人均寿命由1949年前的35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同时受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在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未富先老的现状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养老问题。我国现今的养老模式主要表现为"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因此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付转移,对中老年家庭养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对子女和父母之间经济双向流动情况进行描述,分析中老年家庭与子女间的代际转移支付的现状,进而讨论影响中国家庭代际转移支付的因素,为我国养老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下在浙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生育率下滑和老年化速度加快,我国人口问题日益严重,及时调整生育政策迫在眉睫,但新生育政策没有产生明显效果。高校女教师是公认的自身素质高、生育条件相对成熟的群体,选取高校女教师研究其生育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研究中通过对自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及因变量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中理想子女数和生育目的的调查,运用 SPSS 数据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交叉描述统计,深入研究各影响因素对高校女教师生育意愿的影响。针对调查结果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家庭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让高校女教师敢生、能生和想生,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人口生育水平。     

论退休年龄延迟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务分工的影响——基于代际互惠视角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加速演进,退休年龄推迟开始成为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多是从就业、养老保障金等角度探讨退休年龄的变更对社会的影响,而从家庭内部分工及代际角度研究退休问题的研究很少。文章从经济学的的视角,利用生产、效用函数深入研究退休年龄对代际家庭分工的影响,认为退休年龄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动分工是有影响的,政府在变更退休年龄政策时要考虑到这种代际影响。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放松生育管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证据

伴随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促进生育,那表征为放松生育管控的生育政策调整会对中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关乎生育配套政策的制定。为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中国已婚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 ,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大体上,在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再多生育一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概率下降了9.3%。这一方面源于在缺乏社会和家庭照料下,生育对父母照料的刚性需求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源于生育带来了人力资本损耗下的工资率下降,进一步阻碍个人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女性、农村户口群体、20-35岁年轻群体、家庭收入较低群体因为生育政策的放松,其参与劳动的概率更低;其次,全面二孩政策也降低个体的劳动时间,即在生育一孩的基础上,再生育二孩,个人周工作时间平均下降3.787小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生...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上升。     

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构建了财政教育支出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看,财政教育支出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且该作用呈现增长趋势,然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来说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较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最大,但对于最低收入家庭,财政教育支出难以起到显著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2）随着子代教育阶段的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呈递减趋势,即高中阶段从财政教育支出中的获益小于义务教育阶段,细分较低收入家庭也呈现同样趋势;（3）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沿海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较内陆地区更强,同时,高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相对低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结论,应完善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社会系统性政策的配合;疫情之下,更应重视保证财政教育支出规模,提升其使用效率;合理划分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等,有助于发挥财政教育支出缓解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的作用。     

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动机探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医疗保健卫生事业的发展。虽然国家已经放开了"二孩"政策,但也难以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危机。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养老、医疗需求、劳动力供求等,同时家庭代际转移问题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一部分家庭发生代际转移的动机是因为无私动机,一部分家庭发生代际转移的动机是因为交换动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提出了在中国存在代际转移的性别导向动机。     

我国家庭代际伦理现状分析

尊老爱幼历来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以及我国加入WTO,西方平等观念的浪潮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家庭代际伦理观念,尊老不足的现象日益凸显,老年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加之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家庭的重心也逐渐转向对子代的抚养教育,爱幼有余,对子代的溺爱现象也较为普遍,尊老不足,爱幼有余成为社会变革时期我国家庭代际伦理面临的尴尬现状,也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埋下了隐患。     

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研究

家庭在农村养老中的地位不容小觑,但社会转型的加剧却带来家庭结构包括人口规模、代际关系、思想观念、消费倾向等诸多方面的调整,这些变化挑战着家庭供给养老资源的能力,本课题在对陕西户县农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进而提出优化路径抵御农村养老风险。对于户县及陕西省农村分层次有步骤地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意义。     

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微观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从生育成本视角探讨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显著抑制了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房价上涨1%，生育孩子意愿数减少0.051个；加入男性样本后，房价上涨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影响减弱为0.043，这一发现说明房价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没有现有文献所报告的那么大。进一步把房价的影响分解为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发现房价上涨在拥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中存在财富效应，但是总效应仍然表现为净挤出。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价对城市家庭、中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的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从稳定房价、支持改善性住房、差异化调控、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及生育福利全覆盖等方面提出了降低生育成本的政策建议。     

“4.2.1”家庭模式下的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之构建

当代社会,"4.2.1"家庭几乎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家庭模式中最主要的一种类型,"少生优生"的国家政策直接导致了我国代际之间呈现一个"幂次递减"的生存状态,老龄化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问题,这就对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变迁视角下农村家庭养老维系研究 ——基于粤北瑶族村落的个案研究

在我国"未富先老"的严峻老龄化阶段下,农村家庭养老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旧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本文采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结构访谈法,发现粤北山区瑶族村落的家庭养老遭遇到了社会变迁的挑战。其中社会变迁中的劳动力转移、代际关系变化以及养老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维系的重要因素。为应对以上社会变迁因素带来的挑战,实现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是基础,同时可利用社会组织资源,丰富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倡导家庭养老美德,提高老人养老幸福感。     

人力资本视角下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 2014年和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现象,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且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作用于子辈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子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精准扶贫的长期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来减弱贫穷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有助于打破阶层固化、促进阶层流动,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人口结构变化中的德国家庭政策得失分析

德国家庭政策经历东西德分裂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从20世纪50年代起,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前东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的家庭政策催生了一次生育奇迹,暂时扭转了下降趋势,但随着两德统一,这一扭转也戛然而止.进入新千年,德国开始实行积极的家庭友好政策,虽然不断加大家庭政策的财政支出,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负增长局面.这说明影响家庭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经济负担,生育行为的“去家庭化”开始成为新的政策重心.     

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

社会代际流动性减弱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在减弱。当下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资本的分化和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阻碍了社会公平进程的推进,更加难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缓解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发挥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公平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基于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e模型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预测模型,分析了二孩政策对我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的影响,并从强化生育政策改革监督机制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角度给出了我国人口发展合理化的生育政策建议,对我国生育政策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福建省Y市女性生育二胎考察

从1980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开始,中国女性的生育就一直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对福建省y市女性的生育选择进行探讨,发现y市女性生育选择深受当地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从2016年初正式实行二胎政策,女性在生育选择受到家庭的规训,但相较之前女性生育选择有了很大的改善。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背景与完善措施初探

<正>一、"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背景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从此"计划生育"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严格实施。1984年我国开始进行生育政策调整,对"一孩"政策逐步进行调整,形成多样化的生育政策格局。这一政策格局的主要特点是城乡二元性,即形成了占全国人口35.4%的城镇地区和部分农村实施的"一孩政策",占全国人口53.6%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实施以"一孩半"政策(即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为主体的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家庭企划与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市双井街道居民的案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带来较大影响.从新时间地理学关于企划—活动系统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两个核心概念出发,基于对北京市双井街道典型家庭居民在疫情爆发前、疫情最严重时期及复工复产以来等三个阶段的活动日志和访谈调查,选取双职工育儿家庭中男女家长育儿与家庭照料企划为研究对象,从企划实现过程中的主体互动关系、资源与制约转化、时空组合等方面分析疫情不同时期日常活动时空特征变化以及家的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研究发现:家的活动的地方秩序重构存在内部分工调整主动适应、工作—家庭冲突被动调整、代际支持不足社会支持补充等不同模式,弹性化办公与男家长的家庭企划参与、代际支持变化、其他资源的可获得性等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