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投资与消费比例协调的相关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仍然需要依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没有消费需求增长的支持,投资需求增长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闲置,不论是投资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投资需求增长本身,都不可能持续。因此,要使投资与消费比例协调,必须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     

健康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投资和消费都能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关系密切。生产决定消费,人们所消费的一切商品和服务,都是通过生产提供;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消费对生产有重要的反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投资需要消费拉动。然而,纵观市场走势,如果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投资,不但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起反作用。购买力充足的情况下,消费的增长就会带动投资的增长。有消费才有投资,有投资不一定有消费,但一般来说投资能带动消费,因为它为消费提供了条件。考虑具有一定初始资本存量的经济,产出依赖于资本存量,资本积累受储蓄和折旧的影响,总消费支出划分为健康投资和扣除健康投资后的普通消费。     

投资、外贸和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将1978-2012年分成1978-1991、1992-2006和2007-2012年三阶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投资抑制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投资抑制经济增长,三个阶段外贸和消费均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认为,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已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应促进经济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变。     

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协调增长

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根本上讲来自需求。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十分显著。从扩大内需的两个主要内容--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要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保持今后经济长期、快速、健康发展，仅仅依靠投资的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要保证消费需求的协调增长。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此应把鼓励和促进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措施，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破解和转变“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

文章分析认为,人口结构特征、资源能源价格机制、金融市场、环境污染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社会保障制度、外贸环境、汇率制度七个根本因素,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居民部门消费——储蓄选择、外贸发展阻断机制三种路径发挥作用,造成了我国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增方式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和利用好这些根本因素,并要平衡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稳定运行之间的关系。     

投资与消费解析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发展战略，推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主要目的就是扩大国内需求。那么，什么是投资需求，什么是消费需求，它们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其数据又是如何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笔者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聊聊其原委。     

重庆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质,长期以来对保证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随着重庆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能源已成为制约重庆经济的主要瓶颈。本文通过分析重庆能源消费现状及其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间的关系,反映了能源消费中的问题,提出了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动重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路。     

投资VS消费 谁主沉浮?

学者大讨论,思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投资与消费,谁才是中国经济再启程的引擎?围绕着吴敬琏与林毅夫关于投资驱动与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争论,这一命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被认为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林毅夫认为,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     

论扩大内需在的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的选择

本首先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基本成因进行了剖析,接着对扩大内需中投资与消费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配套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综合能耗贡献分析——基于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

本文将综合能耗作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纳入C-D生产函数,运用中国1978~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应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了综合能耗与产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进而通过统计实证回归得出了GDP与综合能耗、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职工工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比例关系,结果表明综合能耗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比较显著。另外,VAR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保持综合能耗、固定资产存量和劳动者工资协调与同步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     

人均收入差距导向的投资战略

除了税收手段直接调整人均收入差距之外,政府可利用投资配置来影响生产过程,进而调整人均收入差距。在总量封闭经济的框架下,本文以人均收入差距最小化为目标,通过引入多地区多产业Cobb-Douglas生产函数、劳动一资本比率、资本时变率,改造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实验表明,通过权衡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重要程度,调整投资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比率,政府可缩小人均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空间面板分析

近年来面板数据广泛应用于各类统计分析,但变量的空间相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引入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各省市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利用matlab软件及其spatial econometric模块建立和比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较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优越,本文的研究为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应用实例。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中国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从经济增长理论及一般均衡分析入手,将居民收入和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探讨消费、生产及政府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消费的动态方程。同时基于该方程利用分位数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消费量下各变量对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同时对城镇和农村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     

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

研究目标：测度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基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消费以及GDP年度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因果(MSC) 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异质性能源消费的提高,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的增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煤炭和石油消费的驱动作用持续期较长,对天然气和电力消费的驱动作用持续期较短,四种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的时间长度大致相同。近年来,石油消费能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驱动作用,经济增长能够对石油和煤炭消费发挥非线性动态驱动作用。在金融危机时期,难以表现出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单向时变因果影响,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无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单向时变因果影响,而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单向时变因果影响。研究创新：基于MSC模型,判断不同时段内异质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因果关系,进而揭示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驱动机制。研究价值：为中国完成能源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构建新时代能源产业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运用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手段 ,分阶段实证分析了我国1953～1999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探求通过合理使用资金、提高投资的供给水平来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途径。     

越南外商直接投资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越南从1986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当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ADF检定,AIC准则,SC准则,OLS）对越南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并得出FDI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给出一些加强FDI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FDI是否提升了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PCA方法测算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采用静态面板和系统GMM方法考查了FDI的作用及政府的影响。研究发现,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基本呈稳步上升趋势,FDI显著提升了东道国的增长质量,其贡献主要在于对增长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政府对有效利用外资具有积极作用。子样本分析显示：亚太地区外资作用最为显著,拉美地区政府干预效果最好;政府作用随市场化进程逐渐降低,自由流动的FDI更符合良性增长的要求。     

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度了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型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的失衡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效应,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效应。在未来发展中,通过产业结构与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协调、有序、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要素重置、经济增长与区域非平衡发展

研究目标：要素错配对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提出的测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重点探讨要素错配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研究发现：2000~2013年要素再配置仅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9.2%,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积累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要素错配和要素禀赋分别可以解释区域非平衡发展的56.5%、30.7%和12.8%;要素完全有效配置将使得人均真实收入年均增加31.4%,但提升空间趋于缩小。研究创新：拓展传统经济增长分解方法并构建反事实框架研究要素错配的经济效应。研究价值：有助于深入理解要素配置在经济增长和区域非平衡发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