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首次受理国家机关和央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从最高检获悉,最高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管理中心28日受理了涉及建设领域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是最高检对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联网,并正式受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后受理的首次查询。     

完善行贿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思考

在我国查出的贿赂案件中，受贿者索贿案件只占据极少的部分，而行贿者主动行贿的贿赂案件占据多数。由此可以看出，行贿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因此从严惩行贿开始，才能阻断贿赂的源头。我国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的第389条和390条，但是条文本身对行贿犯罪的种类、范围、行为构成和刑罚等方面的规定都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不利于有力地打击行贿犯罪。鉴于此，本文立足相关条文并深入探析，为完善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以达到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     

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是指立法以及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及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随着国际社会人权呼声的日益高涨和刑法谦抑性理论的深入影响，非犯罪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眼下我们必须坚持以犯罪化为主的道路，并且辩证地结合非犯罪化的合理因素，不断地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我们要认清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范围和时代背景以及两者适用的条件与目的，并且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缺陷，以求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法制现状之路。     

浅析行贿受贿

贿赂犯罪是当今中国社会发案率较高的一种犯罪行为,也直接导致社会腐败的加剧。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一些犯罪分子受贿的数额巨大,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地负面影响,老百姓深恶痛绝。严厉打击受贿罪,是当今社会法制的重头戏,但屡禁不止。就这一问题,笔者从法律的角度来透视和评说,发表自己对行贿受贿的认识和惩治行贿受贿罪的一些见解,同诸位一同探讨。     

企业腐败动机与“最优”腐败程度实证研究

对于企业向官员行贿动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企业为了获取政府帮助而主动行贿,二是企业在威胁逼迫条件下的被动行贿。文章从企业在应对政府和应对市场两项事务间的权衡出发,构建企业绩效与腐败强度间的二项式回归模型,通过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的比较,发现企业腐败是一种主动行为,腐败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政治关系以获取相应回报。运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二次项回归模型显示出绩效与腐败强度间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文章得出了企业的“最优”腐败程度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解释。     

西门子全球行贿图

西门子的广告语是“灵感点亮生活”，同样被“点亮”的还有熊熊燃烧的商业行贿。2001年3月12日到2007年9月30日．这家德国巨头通过商业咨询以及中间人、腐败基金、现金、公司间账户和假的供货合同等多种方式．在332件工程项目的4283次支付中，用大约14亿美元行贿外国政府官员。     

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与被害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无被害人犯罪概念的提出似乎是对“无被害即无犯罪”的非难。该文将从无被害人犯罪的概述入手，通过对其的了解对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进行详细论述，并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我国应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将无被害人犯罪实行非犯罪化。     

严惩严重行贿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要把严厉惩处行贿犯罪作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和紧迫的工作,在继续严厉惩处受贿犯罪分子的同时,依法严厉惩处、坚决打击严重行贿犯罪分子。对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构成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及单位行贿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构成犯罪的案件,也要依法查处。通知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依法严厉惩处下列严重行贿犯罪行为：行贿数额巨大、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向党政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为进行走私…     

从刘方仁腐败案看高官腐败

刘方仁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因在职期间所犯罪行而走上法院被告席的省委书记,其腐败金额巨大,案情复杂。经过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刘方仁因三项腐败事实而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赃款。刘方仁的案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家人参与、腐败关系网复杂、表面性和两面性、色情腐败。这个案例给我们带了的启示主要有:高官的权力过大,需要健全监督机制;以法治国,得从培养法制意识做起等。     

浅谈我国的环境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伴随着环境犯罪带来的破坏日益触目惊心,正如刑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自然而然地各国政府也把刑法用作防控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打击环境犯罪。防控环境犯罪的刑事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环境实体法的价值追求是确定性与可预测性。然而,环境犯罪风险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且实体法相关规范存在的非灵活性和滞后性与之是不相适应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在《法学导论》中提出:"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这种精辟的论断形象地阐述了程序是法律的"心脏"。法律上的权利必须依赖司法,否则我们不会有现实的权利,所以环境程序法任重道远。但是传统的环境刑事诉讼程序出现了种种不适应,需要我们解决。由于整个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的面很广,所以笔者选择了环境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点——启动程序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以期为我国构建完善的环境刑事诉讼机制尽绵薄之力。     

罪刑法定之“法”应当涵盖非刑事法律

在最初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刑法领域。因此,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     

受贿罪罪刑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研究

-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所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之“犯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主观”等构成要件要素立法运行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受贿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规制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为扩大中国刑法受贿罪罪刑法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罪刑规范进行五个方面的立法完善：一是简化犯罪主体的认定标准,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内涵,三是删除“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四是扩大受贿罪行为对象的范围,五是明确受贿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内涵,以整体提高我国刑法受贿罪罪刑规范的犯罪规制能力。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规范中的原则及思想

根据现代刑法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规范中所蕴涵的原则和思想进行分析。刑法是掌握政权的的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根据本阶级意志以国家名义颁布、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总和。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阶级性、政治性和法律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价值在经济价值上的反映。因而刑法又具有经济性和文化性。这就决定了古代刑法既具有共同的原则,又因各自所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具有独特之处。同时,在中国封建刑法思想当中关于对德、刑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力的促进了礼、法的协调统一,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刑法。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重构

审前羁押是各国普泛存在的刑事诉讼活动之一,如果适用不当,审前羁押可能会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因此,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均对审前羁押的适用予以了严格的限制.我国审前羁押从制度设计到实践运行都存在着诸多弊端,难以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本文试图对审前羁押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建议.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解释学视域下的集资诈骗罪重构——以主观目的、行为对象的实质分析为进路

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普通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予以规定,原本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情形必然符合诈骗罪。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集资诈骗罪的解读不甚严谨,产生了诸多误区。其实,对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做简单的推定,对“社会公众”的理解也不可望文生义,只有正确解读好本罪中的这两个要素,才能对集资诈骗案件进行正确认定。     

刑罚功效性的社会学思考--从周克华案件说起

刑罚的好坏也要看效果。如果不看社会效果，刑罚的目的就不是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罪犯，刑罚制度的设计就有缺陷，就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从周克华案件入手，可分析刑罚的功效性社会学效果，并探索能否达到这么一种社会效果：刑罚是一种与罪犯的沟通方式，而这种沟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惩戒帮助罪犯忏悔，使罪犯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并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嫖宿幼女罪司法适用的路径探析

奸淫幼女型强奸行为与嫖宿幼女行为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是“缺乏有效性同意”的奸淫行为,而后者是建立在“有效性同意”基础上的钱色交易行为。刑法规定嫖宿幼女罪的目的在于对以幼女为对象的卖淫嫖娼行为的否定,以凸显刑法对失足幼女的特殊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嫖宿幼女罪的认定应当以卖淫嫖娼行为的认定为前提,以幼女因素的介入为基础,并根据案件情况准确把握“钱色交易”的行为本质。当前嫖宿幼女罪司法适用面临的困境完全可以在解释论的维度加以解决,而无需诉诸立法。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观点是对该罪罪质和法定刑的错误解读,立足于解释论廓清该罪与强奸罪的关系才是当下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知法不免责”与罪刑法定的冲突与调和

不知法不免责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刑法原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在法制浩繁的现实中,该原则便需要有所让步。不知法不免责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便需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刑法理论中实现共存,以充分保障人权。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察

现行刑法第306条——判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根据在于,该罪行具有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高度危险。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该罪行应当从重处罚。引诱行为的实质内容在于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而不在于引诱的具体行为方式,即使是诱导式询问的某些特别类型也存在构成刑法第306条罪行的余地。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是特别犯与一般犯的关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藏匿、隐避证人的,属于本罪的毁灭证据的行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追的证据而使用的,应当属于本罪的伪造证据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