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校企关联与创新绩效 ——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的视角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视角,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验证了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及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进一步打开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丰富了战略慈善的理论内涵。     

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从利益相关者对慈善捐赠动机认知的视角出发,以沪深两市235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慈善动机被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过程分析,探讨企业基本社会责任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寻求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实证结果不确定性的根源。研究表明,企业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行为动机的判断,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随企业履行基本社会责任状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结果。同时,基本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调节效应对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现有慈善捐赠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为企业慈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不同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深圳300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比研究了在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和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选择和联盟绩效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以获取非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强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而弱化关系治理机制;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同时加强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同时,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个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整体绩效的作用更大。在以获取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同时强化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中的作用;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强化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治理中的作用,而弱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与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的联盟类似,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的是,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整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个体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处于联盟中的企业应该注意不同联盟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对联盟管理实践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以2009—2015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在企业资源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与一般资源相比,创新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更为显著;沉淀性冗余资源、资源柔性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研究明确了资源的调节作用,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现路径。     

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一项基于组织冗余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探讨了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以及组织冗余在企业家导向-绩效、市场导向-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70家我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企业家导向都对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不同种类的组织冗余在两种战略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不同,未吸收冗余正向调节了企业家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已吸收冗余正向调节了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发展了战略管理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负向绩效期望差距是否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投入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投入的机制差异，以及媒体关注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随着实际绩效和期望目标间负向差距的扩大，企业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大幅度显著增长，且营销投入增长幅度更大；②来自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对两者的影响大于历史负向绩效期望差距的影响，且行业压力和资本市场压力对研发投入、营销投入的影响显著不同；③当绩效不佳企业受到的媒体关注度更高时，负向绩效期望差距对企业研发投入和营销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专业化与“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专业化和国际化是"隐形冠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2010—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隐形冠军"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隐形冠军"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影响,由制度基础观出发,分别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提高我国"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的有助于提升其出口绩效;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同会发生变化,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提升"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东部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会降低"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隐形冠军"企业专业化程度对其出口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小,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隐形冠军"企业出口绩效的对策建议.     

前因变量、慈善行为与组织绩效研究

随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的逐渐成熟,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不仅捐赠领域越来越广泛、捐赠资源日趋多样,而且更注重捐赠的效果。与迅速增长的慈善实践相比,相关慈善理论略显薄弱,大多研究仅描述了慈善行为本身,鲜有关于慈善产生动因、行为特征、组织绩效的详细解读,因而使理论工作者难以廓清慈善行为的全貌。本文通过理论演绎,阐释了前因变量、慈善行为和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构建了＂前因变量—慈善行为—组织绩效＂这一概念模型,该模型论述了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揭示了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证数据进一步检验和修正理论分析框架,以为我国企业参与慈善活动提供借鉴。     

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刍议

最近几年,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人的慈善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企业捐赠也开始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企业捐赠的好坏也成为公众热烈探讨的话题。就此,首先阐述了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概念及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形式,重点研究了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构建了以管理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为核心的企业慈善捐赠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对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必须与其具有的企业能力相匹配作了简要分析;最后对企业现在及将来如何进行慈善捐赠提出了几点建议。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KIBS企业嵌入强度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针对当前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互动关系研究的不足,引入关系强度概念,探讨了在创新网络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关系强度、组织学习能力、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江苏省科技型小微企业为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嵌入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关系强度（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强关系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弱关系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组织学习能力在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调节作用。     

环境创新水平调节下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比较

通过对318家制造业企业的实际调研，探究环境创新水平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比较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间环境创新水平调节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得出：制造业企业创造环境绩效对其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在本样本下未得到验证，环境创新水平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调节效应，企业所有制性质在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未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环境创新情境下对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体现为，在内资企业中，环境绩效只有在低环境创新水平时才能够很好地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环境创新水平越高，促进作用反而越弱。而在FDI企业中，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随着环境创新水平的升高而增强，但增长幅度并不明显。     

商业集团从属企业双重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的关联机理——基于资源观的结构性观点和跨层次研究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将架构理论与跨层次模型相结合,利用调研数据剖析了商业集团从属企业的内、外部双重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的关联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双重资源获取对从属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集团成员网络资源异质性对双重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从属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对双重资源获取与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性调节作用;内部资源获取、资源整合能力和集团内部网络资源异质性三者对从属企业的成长绩效具有结构性影响,而外部资源获取、资源整合能力及集团内部网络资源异质性的结构性效应不显著。     

“资源-能力-关系”框架下网络能力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研究——知识积累的中介作用与知识基的调节作用

以资源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组织间关系理论及网络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能力-关系"框架下网络能力、知识积累、知识基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概念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大样本数据调查,运用SPSS、Amos软件对概念框架进行信效度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网络能力(网络资源拼凑能力、网络组织学习能力和网络关系交互能力)对知识积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积累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基对知识积累与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创新绩效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大数据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IT-业务融合与双元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以IT-业务融合、双元环境为调节变量，探究大数据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IT-业务融合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IT-业务融合水平越高，大数据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双元环境能够调节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其中，环境动态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正U型调节作用，而环境竞争性在大数据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内外部情境视角解释大数据能力的创新转化，对中国企业大数据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技术创新了吗——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跨国并购是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追赶的重要途径。采用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运用PSM DID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从跨国并购中获取的创新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省域绿色创新、组织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论文以2012—2017年共1 29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在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下,省域绿色创新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机理分析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实证模型并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省域绿色创新环境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滞后促进作用,进一步考察了3类组织冗余对绿色创新环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研究明确了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为企业应对省域绿色创新环境的变化、提高企业绩效、实现"外部—内部"的联动传导效应提供了实现路径。     

企业家风险偏好对 R & D 投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年中小企业板的51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实证研究了企业家风险偏好对R&D投入和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R&D投入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影响,而企业家风险偏好对这一结果具有调节作用。企业家越偏好承担风险,则R&D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强。本研究对进一步明确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异质性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企业管理层的任命决策提供重要的启示。     

高管团队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考虑CEO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在对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指标和企业绩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高层梯队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了高管团队不同层次的属性(自然属性、能力属性和治理属性)与企业不同层次的绩效(成长绩效、增长绩效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CEO的社会资本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与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有关;CEO的社会资本削弱了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国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成长。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与连续慈善捐赠行为

商会作为典型的社会网络组织,能够通过企业家商会任职的方式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2021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董事长或CEO)商会任职与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家商会任职会促使民营企业从事连续慈善捐赠活动且捐赠规模更大,而且企业家任职商会种类越多,这一促进效应越明显;在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企业家兼职较少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家商会任职对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企业家在工商联或行业协会、国家级或市县级及以下商会中担任关键职位,更可能进行连续慈善捐赠且捐赠规模更大。渠道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家商会任职通过将商会会规和宗旨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维护企业声誉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本研究揭示了企业家商会关系网络对民营企业连续慈善捐赠行为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企业非功利性连续慈善捐赠行为驱动机制的经验证据,同时为我国商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