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绝望：农村社会转型中的未婚青年自杀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农村,未婚青年的自杀,虽然不及已婚妇女和老年人多,但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直接原因来看,未婚青年的自杀主要有三种：要求婚姻自主、家庭日常冲突、生活困境。青年接受了婚恋自主的观念,从而与父母产生了巨大的理念冲突,他们反抗父母,为了争夺婚姻自主权而自杀;青年有了个人主体意识,渴望通过努力来追求幸福,但在现实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家庭和社会障碍,他们便以自杀反抗,或在绝望后自杀;未婚青年所面临的困境既有想象的,也有实在的,他们把困境当成绝境,绝望而自杀,既表明未婚青年思想单纯,也表明社会还不够多元,机会有限。从根本上说,未婚青年自杀的悲剧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之中,青年一代接受了现代性理念,但社会未能彻底接受,也未创造实现这些理念的平台。     

＂结构-价值＂变动的错位互构：理解南方农村自杀潮的一个框架

本文选取1970～2009年南方4个村133例自杀个案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分析了农村年轻妇女与老年人自杀现象,以理解1990年前后出现的“自杀潮”。文章运用“结构紧张”理论分析认为,农村自杀潮之所以在该时间点上出现,与当时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快速变迁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年轻妇女的现代价值目标渐趋形成,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权力却提升较慢;老年人传统的价值目标变动较慢,但他们在家庭和村庄结构中的权力和地位却下降较快,由此造成他们各自的结构与价值的错位搭配,其自杀正是‘结构一价值’错位互构的结果。随着农村社会变迁的推演,2000年以后两个群体的“结构一价值”不再错位,农村自杀潮退却。     

浅谈中国农村税制改革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切实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揽农业和农村工作。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让更多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维护农民权益，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弥合各项公共事业的城乡差距。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的事，也涉及到农村上层建筑问题，所以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农民工流动对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影响研究——基于关中地区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是乡风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庞大载体和深层动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流动有利于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能力素质的提升，同时又促进了农村家庭发展策略和老人赡养及子女教育观念的转变，推动当前农村社区子女教育观念、农民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现代化变迁；农民工流动也导致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和乡凤文明建设“主体缺位”、“人才瓶颈”的问题；农民工群体的学历结构和职业结构是影响其“群体贡献力”的主观因素，流动距离、流动时间和社会认同是外部致因。     

当前“富人”争当“村官”现象的思考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先富群体”争当“村官”的现象十分普遍，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显著特点。所谓“先富群体”，在农村而言，主要指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这个群体大多数“富人”，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富人”争当“村官”，标志着村“两委”干部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守望中的农村“留守妇女”——九江县江洲镇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状况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中“留守妇女”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深入九江县江洲镇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该镇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状况，以探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妇女”问题。     

对离婚调节的非道德化倾向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态势,对离婚的调节也出现了日趋明显的非道德化倾向。我国社会的婚姻现实、离婚的道德成因、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离婚的双重影响及道德调节的特殊作用,都决定了当代社会的离婚行为不能没有道德调节。只有将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心理调节有机结合成“金三角”,才能共同构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意义及路径探讨

新型农村社区是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和现代城市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农村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节约资源、集聚发展的现实选择。但在建设过程中面临观念滞后、用地困难、资金缺口大、缺乏规划和政策难配套等困难。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走“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建设模式、“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发展战略、“城乡等值”的社区建设理念和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     

"三聋"与"三农"

坐在舒适的书斋时，我常常佩服一些“大红头文件”和学者，他们关于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要害的论述真深刻，然而一旦到农村实地考察一番，才知“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火烧眉毛的要害，并不在什么“资源紧约束，城乡结构二元对立”，也不在以减负实行新的“均田免赋”，有人说，中国农民现在有八苦：“供养大量公权人士，是农民的第三苦；缺乏社会保障，是中国农民的第四苦；观念落后，是中国农民的第五苦；资源缺乏，是中国农民的第六苦，创业难挣钱难是中国农的第七苦；经常受凌辱，是中国农民的第八苦，”但我在农村实际感受后发现。没有表达权，是中国农民最大最根本的苦，也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要害所在。     

从性别视角看中国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公平问题——对全国1199个农户和2459个村的实证调查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承包期延长和土地承包法的实施,对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促进长期投资有积极作用。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使得在土地流转和调整中部分人群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本文利用两套农村调查资料分析后得知:妇女由于婚姻关系导致不能马上获得土地的现象很普遍,大部分新婚妇女要等到下一轮土地调整时才能获得地。本文建议政府要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例如提高公众、特别是妇女和乡村干部对保障妇女土地权的重要性的认识,确保人口流动和土地资源转移用途过程中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得到保障。     

对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有关思考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目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发挥行业协会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进城打工”潮流，到90年代已经替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民职业流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在21世纪初的几个年头里，“农民工进城”的趋势变得更加显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减轻了农村就业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诸如进一步增大了城市就业压力、农民工所处社会地位低下、生存状况恶劣、缺乏社会福利、保险和医疗保障以及因此产生的城市治安恶化、犯罪率上升等棘手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农民失业成因分析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最广阔的农村地区，农业是最大的弱质产业，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围绕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便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三农”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就业极不充分，即农村存在十分普遍的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问题。     

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

本文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京山农村会形成一种类似自杀秩序的文化现象，并因此导致老年人的高自杀率。本文认为当地农村没有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形式，不信鬼神和祖先，对死后世界缺乏想象，因而对死后没有畏惧；同时由于对死亡的方式、时空位置缺乏神圣化的规范，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流于随意并较少忌讳，进而人们放弃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个体能够自主处置自己的身体及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包括对生命终结方式、时空的控制，这给自杀带来了很大的自主空间。在此基础上，当地对老人“没用了就该死”的普遍认可，为老人自戕生命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和心理基础。由此，人们对老人自杀并不存在偏见，老人到一定年龄、遇到一定事情就更可能选择自杀，甚至认定他们“非要走自杀这条路”不可。由此，当地已然形成了一种老年人自杀正常化的村庄秩序。     

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成因中，农村人口规模庞大、农民缺少利益表达渠道是主要原因。政府应从“城乡统筹”的高度，对农村社会保障担负起重要责任，建立健全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解决农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问题。     

“吾心安处是我家”：农村养老机构中老人的本体安全和生存焦虑

近年来,“养老”进入农民的生活词典并蜕变为他们的生存焦虑和农村治理关注点。既有农村养老研究多忽视老人的真实需求及背后的深层次观念。S县各类型养老机构的兴起,跟三农“政策丛”以及该县的政策落实策略密切关联。在该县不同养老机构中,老人的感受和行动各有不同：老年公寓的老人普遍声称是主动选择的,专业化养老机构的老人迷离于本体安全,“看不得”的乡镇敬老院的老人的生存焦虑程度相对较低。上述不同体受,根源于不同机构与老人深层次的家观念的契合程度。所谓“家”,既指儿孙满堂的大家庭,又指分家后的核心家庭。家人、房屋和家园三者构成老人的总体性家观念,也是其所渴望的自由的温床。离家越近,自由感越强,本体安全越稳固,反之则滋生生存焦虑。     

浅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时代，农民生活也遭遇到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占全国超过60％人口的农村居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变得     

黑龙江省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涵l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象主要包括四类人：（1）居住在农村的“纯农民”。这部分群体是农村人口中占有绝大比重，也是最弱势的群体，是农村社会保障的重点对象。2006年黑龙江省这部分群体有177乃万人。（2）乡镇企业的职工。这部分群体相对农村的“纯农民”，生活水平较好，对保障依赖相对弱化，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所以此部分群体也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范围内。2006年我省乡村就业人数944．3万人。     

福建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研究

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进而导致农村老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关于农村养老的问题日渐突出.通过介绍国内研究现状,以及福建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福建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从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转变农民养老观念,增强农民参保意识;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实际收入,切实提高参保农民的经济能力;继续加大财政支持,提高补贴标准;加强立法,建立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实现新农保有法可依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北京市农民法律素质有关问题研究

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己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的普法运动，正在进行五五普法，送法下乡、送法进村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传统文化、历史方面及社会环境方面等原因，我们在农村普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这一领域仍存在瓶颈。作为全国经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市，在其国际化城市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变得尤为重要。文章主要针对《首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法律素质培养问题的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5月在北京市开展的村民法律意识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对如何切实有效的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提出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