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运用基准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通过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弱于直接效应,技术引进不能成为数字经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技术革新、数字能力革新以及数字效益革新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应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逐年提高,且东部地区最高,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并且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作用较强,而东部地区作用较弱。人口老龄化对数字能力革新与数字效益革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数字技术革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减少劳动力供给、倒逼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增加居民储蓄来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加快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等建议。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深化对与之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渐成为产业布局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力。文章从知识溢出视角分析了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2003—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产业集聚在信息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除西部地区外,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均具备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的中介作用在中部最强、全国次之、东部最弱,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逐步进行产业转移与扩散,而中部地区已经逐渐成为制造业集聚中心。因此,要想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布局与增长的作用需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产业集聚的有效扩散与再集聚,重塑经济增长动能。     

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基于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劳动力迁移可改变迁入地收入分配机制,解决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矛盾,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和新迁移等理论,实证检验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可显著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人口集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是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的中介变量;劳动力迁移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均能增强劳动力迁移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影响存在最优边界。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制造业集聚对效率的影响研究:抑制还是促进——基于地区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PSTR分析

文章在描述中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征事实基础上,基于要素密集度分类法,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个二位数制造业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数据包络法求出效率,同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求出各省综合EG指数,采用PSTR模型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引入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集聚与效率并非呈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将制造业分为集聚推进型,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部分制造业出现一个甚至多个门槛值;(2)部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处于过度集聚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过度集聚现象;(3)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制造业的效率与集聚出现了负向关系,说明集聚并非越大越好,负外部性严重影响着产业的生产效率;(4)东、中、西部地区效率与铁路密集度都呈现负向关系,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集聚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地区效率和能源呈负向关系,而中部逐渐转变为正向,说明东部拥挤和西部能源利用效率低已经严重阻碍当地经济发展。西部专利与效率呈负向关系,提高创新效率是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基于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理论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三个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能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而Jacobs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Porte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2-2021年中国长三角中心区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静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与假说。从经济开放度的视角，探究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分析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静态门槛模型的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经济开放度小于或者等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开放度大于门槛值时，先进制造业集聚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和各地级市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优化先进制造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显著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是理顺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关键任务。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了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化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占比、进出口贸易、劳动生产率通过数字贸易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政府科技支出对中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最小;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R&D强度在数字贸易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数字贸易通过R&D强度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能通过人力资本、R&D强度进行传导。因此,要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大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政府科技支出对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我国出口贸易与工业污染、环境规制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变化是导致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原因,同时,出口贸易规模与工业排放量呈正相关,所以,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就地区的情况看,东部地区出口贸易额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弹性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各地区治理环境污染的各种投入与其出口贸易额的负相关性显著。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Do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acilitate China's Export Upgrading?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n its export sophistication. Using a provincial‐level panel dataset and applying fixed effect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echniques, the study finds that, on average, OFDI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 However, after the full sample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reg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OFDI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port sophistication in the developed coastal region, but no such impact is observed in the less developed inland reg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using a panel threshold model reveals that only when GDP, per capita GDP, human capital,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nsity of a home economy reach a certain level can OFDI promote export sophistic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ccelerating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absorptive capacity can facilitate the contribution of OFDI to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     

医疗支出、健康人力资本与企业出口扩张

医疗支出作为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因素,在后疫情时代,对企业构筑出口竞争优势和提高出口发展规模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中小微企业出口发展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为基础,对医疗支出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系统检验。理论上,健康人力资本是组成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模块,医疗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企业健康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积极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医疗支出发展能够产生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提高企业的出口规模,但这一作用就不同样本分类存在着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文章从人口死亡率、营养健康程度等多个维度对健康人力资本进行衡量后,医疗支出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企业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企业出口的竞争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的出口发展。此外,文章在考虑计量模型设定、行业样本选取、宏观环境冲击、医疗支出构成等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并通过PSM分析、安慰剂检验、控制函数法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医疗支出对企业出口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是卫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一次有益融合,相关结论为支持我国卫生医疗和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现实的有力证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高铁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

高铁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交通网络体系,这对地区经济时空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采用2000-2016年地级市辖区数据构建"反事实"框架下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净效应。结果发现,高铁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高级化进程,且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的净效应显著,西部地区却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资源再配置视角检验高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速了地区劳动力流通和资本积累,并且高铁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化。同时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即东、中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具有潜在的"俱乐部收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