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比较研究

中部六省多数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多。能否大幅度提高中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中部地区广大农民能否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关键。文章重点对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中部六省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变化以及中部六省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进行客观描述。最后提出中部六省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来自湘南国家示范区三市的证据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集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湘南国家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结构。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湘南示范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立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及其增长速度的提高,应使农民就地转移务工与家庭经营并重,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其他服务业。     

农民纯收入实现翻番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在"十二五"末,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翻番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全省农民纯收入在总量、结构、增速和发展水平上都实现了新的跨越,但由于受到生产费用增加、城镇化发展滞后、劳动者素质偏低、农业科技服务不足、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实现翻番目标仍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文章建议,一是严格控制增加农业生产费用,加大农资补贴力度,壮大特色农业经济,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二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劳务中介组织,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三是建立土地托管合作社,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展"土地银行"试点,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四是扩大补贴范围,上调补贴标准,完善社保制度,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五是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     

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变动关系研究——以鄂州为例

为了了解鄂州农村居民收入变动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2003～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鄂州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鄂州城镇化发展对鄂州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较强的推动力,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对鄂州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最大,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次之,对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小.     

革命老区农民增收路径研究——以四川巴中市为例

革命老区农民增收问题十分突出,面临收入水平偏低、收入结构不平衡等压力.县城城镇化则为革命老区农民增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有助于增加革命老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而有利于提高其总体收入水平.合理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业向纵深发展、科学规划和有序流转农村土地、制订鼓励农民从事副业的优惠政策、构建惠农增长机制是促进革命老区农民增收的具体路径.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改革30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纯收入在人均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现金收入成为收入的主体,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稳步提高,家庭经营收入仍是纯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来自一、二、三产业的收入发生一定的变化。针对这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及消费支出均发生显著变化,本文利用1978~2007年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生活性消费支出数据,研究各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在收入来源发生变化时具有明显的两阶段性,变化前后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都有较高的影响力,工资性收入则在变化后降低,而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则随着其在收入中比例的增加而发生根本转变。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和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除需要增加各种来源收入外,还要改变农村居民对工资性收入的预期,使工资性收入增长成为持久性收入。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PSS18.0软件从全国、地区、省份不同空间尺度考察了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持久性收入水平提升对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收入不确定性的区域差异显著,就总收入而言,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3总收入不确定性的形成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主要源自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不确定性,中部主要源自财产性收入不确定性,而西部主要源自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4总收入及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地区差异显著,其中总收入不确性促进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但抑制了中部消费。5总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省际差异不显著,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的不确定性收入对消费影响的省际差异显著。     

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其结构分解的实证研究

本文发展出一个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并分解出构成总收入的各类收入基尼系数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的计算方法。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0年按收入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有关数据,测算出农民各类收入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和贡献率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尤为迅速,农民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据了绝对份额;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各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差距最大,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差距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分析——以部分省区为例

选取1995～2011年数据,采用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量、速度、结构、差额、比值、离散系数、贡献率等指标对我国西部12省农民收入差距做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四川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协整分析

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川城镇化与农民各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在长期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四川城镇化对农民各种收入的短期影响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四川农村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城镇化发展对四川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城镇化发展中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利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市民化步伐,以共享增长,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南宁市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分析及政策启示

正一、南宁市农民纯收入结构变动分析2005~2012年,南宁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680元增长到6777元。分析其内部结构发现,南宁市农民纯收入属于典型的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为辅,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补充的格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快财政转移支付,为农民增收创造了巨大的政策空间。南宁作为西部民族欠发达地区,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政策,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可分为：劳动报酬、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和家庭经营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重点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采取具体措施。     

收入来源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的结论与启示

笔者利用全国31个省、直辖市1997年～2006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改变时,工资性收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动力;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转移性收入则具有乘数效应.笔者针对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形势,提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内需的相应政策建议.     

不同来源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采用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对其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三大地区农村居民的各种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最后提出,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应针对各地区不同来源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制定能体现出区域差异性的农村居民消费政策。     

东、中、西部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11年数据,采用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量、速度、结构、差额、比值、离散系数、贡献率等指标对我国东、中、西部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做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形成的原因、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构成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

本文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村居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通过多种举措增加城乡居民的工薪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建立并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业生产保障体系,不断优化收入来源结构,以实现城乡居民消费的有效释放。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和财产,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政策的逐步放宽,我国农地流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流转规模、流转速度以及流转收益较之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农地流转期间农民有四项分收入,即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这样可以积极推动农地流转,有利于释放劳动力至非农产业,同时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达到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目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入世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对策

入世后,随着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开放,对我国弱势农业的生产和农民收入将造成重大的冲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一、入世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入世是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转折,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都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1、农民工资性劳动报酬将增加,但增速将减缓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9元,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