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央把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位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城市病的产生原因很多,可归结为三大原因: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核心原因;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是重要原因;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原因。因此,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理需要疏解非核心功能、调控产业、优化城市空间、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破局“大城市病”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北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有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问题的内在困扰,更有非首都功能疏解给区域发展带来的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自今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以来,持续引发舆论聚焦,人们既关注中央的顶层设计,也关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实. 7月10日至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确定了北京贯彻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北京按2017年、2020年、2030年三个时间节点,部署四个方面目标任务: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规模、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创新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契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产业协同发展势在必行.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应以京(廊)津为主轴,重点打造津秦唐沧东部滨海发展带和京保石发展带.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要突出北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精尖产业集聚区和天津现代制造业中心地位,加快北京非核心产业功能向天津、河北疏解,加大河北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力度,增强河北的腹地支撑作用.为此,要加强组织协调和规划引导,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大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支持力度和人员交流水平,实现三地产业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上海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协同发展研究

上海市人口郊区化和产业郊区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口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城市之间缺少有效地协调机制,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滞后,造成郊区新城人户分离、产城分离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对社会、经济、政策等相关因素的分析,鉴于郊区经济发展对人口的导入功能将进一步增强,郊区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从人口郊区化与产业郊区化协同发展的角度对产业发展、人才引进、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阶段效果的问卷调查评价

通过对京津冀三地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得到近六成受访者的“点赞”,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进展获得超过九成受访者的认可。同时,受访者也表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产业转移协作、区域协同创新以及部分重点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进展和成效。然而,调查结果也发现一些领域得到受访者较多的“差评”,主要包括空气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北京医疗教育资源对津、冀辐射不足,央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力度不够等。     

限制中心城开发促进人口调控——访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

近年来,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溃乏等现象日益严重,城市的高速发展将这些“城市病”展露无遗.而随着北上广等超大城市的形成,人口急剧膨胀被认为是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北京实施了多项政策以控制人口,包括“以房管人”、 “以业控人”等,去年还通过了外迁企业与大型批发市场的方案,以发挥功能疏解、产业疏解对人口疏解的带动作用.     

协同发展战略下京津冀跨区域临空产业布局分析——基于“行政区经济”向“产业区经济”转变的视角

协同发展的本质要义就是通过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使整个区域经济系统由旧结构状态发展变化为新结构状态;从而实现经济要素合乎规律发展、区域内部与外部经济互惠共赢发展、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具体到实践中,就需要突破"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区划限制,变当下的"行政区经济"为"产业区经济",走产业协同发展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以临空产业为切入点,立足三地临空产业发展各自所面临的困境,深入探讨实现三地空港资源整合,推动三地临空产业的协同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制造业的疏解承接地研究

基于修正的MTOPSIS模型和产业承接指标,从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建立了产业承接地的选择方法。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的制造业为例,利用2013年天津与河北各市的产业数据,对天津和河北11个地级市的规模以上工业进行了测算,定量确定了北京产业疏解承接地的综合承接能力和产业比较优势。研究表明,沧州、邢台和唐山、廊坊、衡水可分别为北京石油加工业、金属加工业、造纸业、纺织业的产业承接地。北京非首都功能中的制造业疏解目的地得到了明确,为京津冀地区产业承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深层次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衡水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融入承接和重点突破的角度

研究背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到要大力发展河北,推进京津冀共同发展.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该战略旨在通过协同的发展方式,协调京津冀区域的各个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发展差距.2016年为开局之年的国家"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指出: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其中河北要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和京津科技成果转化.衡水市作为冀中南的一个地级城市,经济总量偏小、水平不高、产业结构滞后.在国家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衡水市全域第一次被纳入国家战略,被《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列为重要节点城市.如何精准地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即如何科学规划,避免定位重复和承接无序竞争对于衡水市借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尤为重要.     

基于产业融合视角的贵州省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贵州省大健康产业的协同水平有助于该区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贵州省大健康产业的双层耦合协调模型,将第一层级的耦合协调度作为第二层级的评价指标加以分析,探讨在产业融合背景下贵州省"医、养、健、管、游、食"六种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状况,其结果包括:大健康产业相关政策对各具体健康产业的协同发展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各具体...     

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及发展效率的时空格局演化

京津冀是我国重点发展区域,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以京津冀城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别借助加权求和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系统测算2009—2018年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并通过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探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的相关性,揭示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现状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异明显;绿色发展高效率区域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有向南延伸的趋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张家口—北京—廊坊连片区域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域,有望带动京津冀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基于产业对接与转移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由区域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以及产业转移成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目前,京津和津冀间优势产业的重合度较高,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其竞争倾向较高;京冀间相似系数较低,产业差异明显,其协作倾向较强,转移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转移企业多为资源消耗型,转移主要集中在较近的城乡边缘区,且已进入由梯度转移为主向转变城市功能为主以及产业创新、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并行的新阶段。京津冀产业对接与转移的总体思路应以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园区"进圈"为主线,形成"项目带动、企业拉动、集群驱动、产城互动、区域联动"的新格局。     

效率与平衡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基于效率和平衡视角,通过纳入结构差异和体量差距构建新的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以此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发展效率与平衡水平进行评价。测度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效率水平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北京的效率水平过高导致产业过度聚集。在较长时间内,城市群产业发展平衡水平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城市群内城市的竞争压力逐渐向城市群西南方向转移。进一步讨论结果显示：新方法的测度结果是可信的;金融、公共服务等行业在城市群内的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制造、教育和文娱等行业却在不断恶化,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京津冀城市协同发展的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任务,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京津冀地区应:突出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重构区域功能,构筑空间新格局;完善交通网络,构筑交通支撑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地区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趋势分析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的高级空间形态,就业空间分布正是刻画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的重要变量。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首次利用两次经济普查的就业数据研究就业增长的空间集散特征。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确定都市圈内的京津石为一级就业中心,唐保沧张为二级就业中心,秦承廊为三级就业中心。京津冀就业的整体空间集散特征为仍在进一步集聚,且集聚特征稳定。空间统计表明:2004年和2008年京津冀都市区的重心均分布在廊坊境内,移动方向为东北向。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和廊坊所在的区域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核心区,呈"东北—西南"分布模式。对比两年变化得出就业核心区范围在减小,密度在加大。分产业和行业来看,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就业分布最为均衡,第三产业分布最为集中,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仍在进一步集中,而生活性服务业在扩散。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     

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域的协调发展基于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就产业协作现状分析而言，京津冀在产业协作中存在产业趋同严重、深层次协作缺乏及中心城市带动不强等问题。从三次产业分工的角度。根据区位商的理论分析了三地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协作的方向。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     

三大都市圈城市网络的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比较——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内十大细分行业,选取709家企业,利用其5420个总部及分支机构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差异性角度解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并比较中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是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都市圈结构的支撑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选择性"也强化了都市圈城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依据城市节点特征,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网络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分别属于单中心成长型、多中心稳健型和双中心超前型城市网络,进一步地,节点连通水平由高至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几乎所有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长三角城市网络均占相对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在IT,设计和广告行业中占优势。     

基于区域龙头城市构建的青岛城市功能转型

城市功能转型研究对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青岛城市功能转型的过程及特点;而后分析了青岛城市功能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最后,基于区域龙头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构建,提出了青岛城市功能的转型及对策:进一步强化港口、旅游等特色城市功能;工业制造向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方向转型;强化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产业;调整行政区划,为城市功能转型提供承载空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青岛向区域经济管理中枢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