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回顾和评述,大部分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随着收入层次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跨时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快速的增长.相对收入、相对剥夺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和绝对收入相比,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相关性也更强.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在对成都市433名城区、郊区和农村居民的结构式访问基础上,以"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的核心维度,运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在一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另一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城乡居民存在着增进和损害其各自主观幸福的条件和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包括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闲暇活动、健康状况、生活城市等。     

Income inequality,corru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3, we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corrup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using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ome inequality and corrup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ur country’s residents. Furthermore, corruption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mainly achieved by the role of corruption. Specifically, the impacts vary according to hukou. Higher degree of income inequality indeed reduc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while i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Corrup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in rural areas. The study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anti-corruption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re the two major gripper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residents.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分析与对策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态势。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为分析对象,运用1997—2012年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经营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相异,其形成原因有自然属性、政策偏向和制度等。因此,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从推进城乡一体化、积极改变政府财政职能、构建城乡居民公平的发展机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等方面进一步着手和完善。     

城乡居民对水源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差异分析——以北京水源地为例

基于城乡比较的视角,利用调查数据,运用意愿调查法分析了城乡居民对水源地保护的支付意愿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农村居民的收入较低,但是农村居民对水源地保护的响应程度要高于城区居民,且农村居民对水源地保护的户均支付意愿也高于城区居民,但农村居民的总支付意愿比城区居民小;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城区居民与农村居民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均表现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拒绝支付的理由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拒绝支付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没有能力支付,而超过半数的城区居民认为水源地保护是政府、自来水公司等其他主体的责任。     

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与对策

根据2000-2009年湖南省统计数据,对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现状分析、因子分析和趋势分析。现状分析显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全国排位居中,在中部地区居高;长株潭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在全省绝对差距最大,相对差距最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差距持续加大,相对差距增长近年趋缓。因子分析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影响最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区域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影响最大;城乡居民收入、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和农业财政支出比例均与湖南城乡收入分配绝对差距动态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照此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只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1％）略高于城镇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10％）发展时,湖南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才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就是要想尽办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再分析——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视角,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再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为: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中资本流动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物质存量水平、财政支出力度。这些因素可解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全国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协整分析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乡镇经济的基本特征。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理论,对1978—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建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原因,并从研究结论中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协整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安徽省1984—2006年的统计资料为样本,构建了城乡居民长短期的收入与消费模型,对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安徽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各自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在人均消费的层面上,城镇居民对于消费增长的支持大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