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斯坦的减贫战略及其成效

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问题与经济转轨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独立初期该国经济一度陷入缓慢发展阶段,加之转轨后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贫困问题开始成为社会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问题具有典型的人群分层特征、地域差别特征并与失业率正相关。自米尔济约耶夫执政以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贫战略和减贫政策,主要从经济改革入手,努力增加就业,抹平收入分配鸿沟并在社会福利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和社会救济,贫困状况正在得到有效改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减贫合作框架内,减贫国际合作也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参与减贫国际合作,加入了一系列减贫国际机制,以此推动国家减贫事业取得积极进展。     

农村多维贫困的网格化管理和精准扶贫模式

农村贫困是一个多维度、主观和客观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致贫因素的结构是减贫的关键,农村减贫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措施,其中的关键在于贫困户和贫困成因的双重瞄准机制上。文章设计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精准扶贫模式,将贫困农户按照致贫因素和地理分布,建构贫困分布网络,实施网络化管理,并利用网络化的动态管理,针对属于不同贫困网格的贫困户实施精准扶贫机制,提高精准扶贫效率,降低扶贫成本。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

农村多维贫困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基于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运用A-F 测度方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解,着重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农户家庭住房、生活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财产性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在农户脱贫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农户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显著,而且在高维贫困上的减贫效应更大,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级特征等也都对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因此,加大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注重信息化的普及和推广,贯彻落实“互联网+”扶贫政策,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农户的“能力贫困”问题,有助于实现贫困户脱贫及脱贫质量的提高。     

论拉丁美洲国家减贫战略新特征

正确认识与衡量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治理贫困问题的前提。新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的减贫战略在以往减贫政策的基础上,应用多维和混合方法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加以衡量,将教育、就业、养老、健康、数字融入等社会政策融合协同到减贫大战略中,关注减贫政策的新维度;同时从宪法、法律和机构层面上对脱贫权利及与脱贫相关的社会权利提供保障,成立专门负责减贫战略的政府机构,减贫开支亦试图不受政府更迭和经济周期影响,从而体现出融合性和制度性新特征。但无论单维还是多维,无论孤立还是融合协同,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的减贫战略无法根除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     

基于经济增长的新疆减贫效果趋势分析

经济增长和减贫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定发展战略所考虑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新疆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地降低了农村贫困,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由于经济增长的质量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减贫趋势变缓;2011年以后,随着援疆工作和民生工程的不断推进,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贫困人口有利的收入分配对减贫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经济增长出现了益贫性特征。纵观改革开放至今,新疆减贫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人力资本的明显改善和政府采取的反贫困行动;而其减贫趋势放缓的原因是农村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和农村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为此,本文认为新时期扶贫工作中,新疆应实施益贫式增长战略。从生产领域着手,在增加就业的同时通过增加穷人的资产基础以提高穷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政府在打造民生工程时应注重市场机制,以保持减贫的可持续性。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

切实提高减贫质量对我国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守住脱贫成果至关重要。金融普惠作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是否有助于提高减贫质量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从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两方面出发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农村减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同时降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脆弱性,并且对多维贫困问题严重的农村家庭有更大的作用;区分不同贫困和不同金融服务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降低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质量贫困,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则不显著;银行营业网点与金融服务点渗透、以及储蓄、贷款、保险及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可以提高减贫质量,而其他金融机构渗透、信用卡使用及银行服务评价的作用相对有限。进一步地,文章研究了金融普惠减贫质量效应的环境条件,发现村庄市场及制度环境和家庭需求环境改善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普惠的积极作用,相反则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最后,文章检验了金融普惠的影响机制,发现促进农村家庭人力与物质资本积累、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文章结论为我国提高减贫质量提供了可靠的政策工具,同时也可促进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减贫的成就及挑战

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解决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扶贫减贫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得到了一些国家的高度评价。本文介绍了我国的减贫经验，对我国贫困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形势变化,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结构先后呈现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贫困县瞄准为重点、贫困村瞄准为重点等阶段性演进特点。精准扶贫是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国家推动新一轮扶贫攻坚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发新格局的一项重要扶贫机制创新。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帮扶资源供给与扶贫需求未能最优匹配,帮扶资源动员非制度化,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制度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制度加以解决。     

数字经济减贫：逻辑、效应与对策

数字经济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支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数字经济减贫的内在逻辑在于：生产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高农业生产力，分配环节以数字化转型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流通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提升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消费需求。此外，数字经济减贫的影响效应为：以提供平台、创新发展、降低成本等自身功能直接降低贫困发生率（直接效应）；通过消除信贷约束、降低信息约束、促进就业创业等方式间接减贫（间接效应）；以高流动、强渗透、空间溢出等外部性特征促使区域间消除绝对贫困（溢出效应）。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减贫在一些地方面临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村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不足、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存在差距等挑战，应优化升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农村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提升农村地区民众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有效推动贫困治理。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全球贫困治理的影响

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贫困治理纳入重要议题中以来,全球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显得更为紧迫。从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来看,“相互借鉴、协同合作”成为推进区域间合作减贫以及全球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项目,自实施以来,便为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注入了新的动力。它作为区域合作减贫的缩影,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新的参考和路径,也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问题的解决。     

贫困涵义的扩展与减贫战略

世界经济发展中,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发展试图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受益,但是穷人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注意。随着时代的变迁,贫困的定义和测定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的演变,从最初的重视收入与消费,到如今对脆弱性和发言权的关怀。相应地,随着贫困思想的演变,减贫战略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对于指导中国当前的减贫工作,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贫困概念的演进

自对贫困有确切的定义开始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间,贫困概念从关注单一的收入因素到关注剥夺、排斥和脆弱性,经历了不断的演化过程。如何定义贫困不仅影响到使用怎样的方法来测度贫困,更重要的是决定着相应的减贫政策。对这一演进过程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贫困,并由此推动减贫实践的深入。     

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评估

本文采用Kakwani等人提出的测度方法--减贫经济增长率,定量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城乡贫困的影响.结论显示,经济增长对高阶贫困指数的影响大于低阶贫困指数,表明反贫困成本(转移支付金额)相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对经济增长更加敏感.同时,减贫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要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增长率,这意味着贫困人口更易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加强社会保障等有利于社会公正.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老挝贫困问题与减贫政策论析

老挝的贫困问题不仅是其本国要务,而且与中国"走出去"跨国合作和减贫项目及其影响相关。老挝的贫困既有深刻的经济原因,更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呈现出"贫困主体以农村为主,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大,区域性贫困明显,北部贫困率较高,同一区域内阶层性结构性贫困明显"的特征。"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面向老挝减贫政策对接,必须重视选择对减贫贡献率高、影响深远的跨国农业项目,发挥参与主体和宣传媒介的积极作用,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尊重对方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深化社会文化交流,促进沟通,达成可持续性互惠。     

我国农村贫困的新特征及扶贫战略新指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双双继续下降,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出现了诸如绝对贫困大为缓解但相对贫困有所扩大、经济贫困有所缓解但人类贫困仍然存在、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分布特征、贫困人口减少速率出现递减等的新特点。本文针对这些新特征,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我国政府扶贫战略的新指向。     

贵州省扶贫成效、贫困现状及脱贫时间预测

贵州省经过30余年的扶贫开发历程,减贫成效显著,但目前仍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文章从总结贵州省扶贫成效入手,分析了贵州省贫困现状,并对贵州省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预测出贵州省总体上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同时建议加大对榕江县等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提出了贵州省新阶段扶贫工作的关键点与侧重点等。     

基于组织嵌入型的农村小额信贷减贫模式

文章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组织嵌入型的农村小额信贷减贫模式,以建立社区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并嵌入到小额信贷减贫体系中,不仅可以推动小额信贷资金更为精确地＂瞄准＂＂发展型的穷人＂,而且还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和贫困农户提供服务,可以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和贫困农户的经营风险,节约两者进行金融交易的成本,实现金融机构、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三方的帕累托改进。     

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视角来看,信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难以减轻绝对贫困,关于社会资本是否能减轻相对贫困则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动态视角来看,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保险的机制平滑消费、减轻暂时贫困,通过促进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促进公共品提供和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消除长期贫困。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反贫困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评述,提出了深化社会资本的减贫理论机制（尤其是对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改进社会资本测量、加强因果效应识别等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社会资本在减轻农村贫困中的作用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静态视角来看,信任对于减少绝对贫困有积极的作用,但某些形式的社会资本难以减轻绝对贫困,关于社会资本是否能减轻相对贫困则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动态视角来看,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保险的机制平滑消费、减轻暂时贫困,通过促进融资和创业、保护产权、促进公共品提供和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消除长期贫困。总的来看,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资本反贫困的积极作用有减弱的趋势。本文基于理论评述,提出了深化社会资本的减贫理论机制（尤其是对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反贫困机制、改进社会资本测量、加强因果效应识别等未来的研究方向。     

新时期甘肃省农村反贫困调查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经济增长成为减贫的主要推动力。但是,随着贫困形式的变化,消除贫困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像甘肃这样西部欠发达省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贫困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甚至成为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其中,部分地区贫困程度还相当严重,贫困原因错综复杂,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因此,采取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步伐,大力提高经济增长能力;以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坚持产业富民取向,推动全民创业行动;把贫困地区妇女的扶贫作为重点;积极采用和推广新型的扶贫模式;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等措施,探索出一条有甘肃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