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国外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案例研究

野生动物旅游是国家公园践行公共性和福祉性功能的重要体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可以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本研究引入国外适应性管理理论,从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监测评估、功能分区等方面对非洲克鲁格国家公园、美洲班夫国家公园和澳洲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案例地深入分析,得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经验：（1）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2）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3）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4）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研究知识图谱

以CNKI中国知网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深入分析了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研究的多维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研究作者合作结构松散,尚未形成紧密的学术研究合作机构与团队;研究知识演进可划分为经验借鉴萌芽(1982~2006年),初步探索成长(2007~2013年)以及深入试点发展(2014年至今)等3个阶段;研究主题富有国家政策导向性,2006年与2014年为研究转折性节点;研究主题演变主要从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理念借鉴、游憩多维评价、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等转移到国家公园社区旅游、游憩经营与管理、游憩生态影响、游憩公共公益性,再到游憩利用维度视角的国家公园体制机制。学术界研究视角主要涉及风景园林学、经济学、地学、旅游学、生态学等。今后,需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现实出发开展多学科、跨机构、多平台的深入合作,对国家公园游憩空间价值与伦理进行深度关怀与反思,而探索建立中国本土特色的国家公园游憩利用持续发展模式与机制应当成为未来亟须研究的重点。     

游客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及其实现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以“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为核心理念,通过游憩功能体现其公共资源属性,促进全民公益性目标实现,是确保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的基本要求。为寻求实现国家公园功能的路径,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考察游客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对游憩服务的期待以及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的态度。研究表明,游客看重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游憩和环境教育等功能,但在空间认知上割裂了保护和利用在国家公园内的统一性;游客关注国家公园在游憩机会上的多样化和创新性,关注点受到年龄、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影响;游客的生态保护参与意愿普遍较强,但对保护对象并无具体认知。因此,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发展需要从前端导入国家公园概念、功能和管理目标等公益性的基础理念,既需要根据游客多样性需求完善服务,也需要引导游客了解公园区域定位和内部功能分区。研究指出,国家公园需要在增强游客对其功能公益性理解的基础上,探索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的新范式,从而改善游憩体验,促进游客更好地参与生态保护。     

俄罗斯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回顾了俄罗斯国家公园的发展历史,在重点分析俄罗斯国家公园的管理体系和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其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启示意义。研究发现：（1）俄罗斯国家公园的建设与发展和俄罗斯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历史密切关联,俄罗斯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大致分为5个阶段;（2）俄罗斯国家公园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法律体系、管理战略、空间管制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3）建议中国借鉴俄罗斯国家公园管理经验,尽快制定《国家公园法》,实施国家公园管理战略,严格空间管控,完善社区协同发展机制等。     

公共交通系统对城市游憩空间格局影响——以苏州城区为例

文章以苏州城区22个游憩点为例,从平均空间距离通达性和平均时间距离通达性分析单一公交车系统条件下和公共交通系统条件下游憩点通达性变化,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游憩流的空间分布变化,探究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对游憩点通达性的影响程度及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苏州城区城市游憩空间对策.结果表明:(1)苏州城区各游憩点空间距离通达值决定了游憩点的时间距离通达性,公共交通系统导向下,各游憩点的平均时间距离通达性显著提高,位于轨道交通沿线上游憩点的时间距离通达性提升明显,公共自行车对游憩点通达性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2)游憩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游憩点对游憩流的集散能力,但公共交通系统压缩游憩点的时间距离通达值,从而提升游憩点的游憩集散能力.(3)在单一公交车系统条件下,游憩流模式以"点对点"单一目的地游憩模式和营区基地模式为主,游憩空间呈现"双核"格局;而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下,游憩空间行为模式呈现多样化,主要表现在线型游模式、旅行链模式、区域游模式和营区基地模式,游憩空间呈现"多核"格局.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红线管控、旅游发展与文化表征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有效协调自然保护地保护与开发的功能定位是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三效合一目标的难点与重点。本文围绕如何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问题框架,系统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旅游发展与文化要素表征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因素,通过政策梳理、学理辨析、国内外对比等研究方法提出以上三方面问题的破题策略。本文认为要建设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需要运用“可接受的改变极限”思想开展红线划定与管控,因地制策、因时制宜、持续监测;需要加大游憩机会谱的研究及应用实践,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相得益彰;需要重视自然保护地内文化景观的提炼识别及其表征、传播,重视国家公园文化认同意义表达。     

现代城市游憩商务区体系建设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游憩商务区及其相关概念是城市旅游空间利用的重要形式,本文在明晰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试图厘清RBD、TBD和CTD之间的衍生关系,探讨游憩商务区体系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和演进模式,并以武汉市为例系统地研究了在城市整体背景下如何面向市场依托现有资源建设RBD体系,以期为城市理性、科学地开发利用旅游空间提供参考.     

社会政策之于公共游憩供给:兼议政府作为的空间载体

公共游憩是国家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公民游憩权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央政府和城市政府主导的游憩供给模式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游憩需求,游憩公共供给从普遍性供给转向面向弱势群体的供给,形成了由城市政府负责的城市游憩供给、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国家公园公共游憩供给,由公共部门提供基础性游憩服务、由私人部门提供高端多样化的游憩服务的格局.本文阐述了西方学者对公共游憩供给与社会政策的思辨过程,探索中国公共游憩供给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社会议程.     

国家公园空间体系的生态伦理观

我们对待自然空间有两种模式:保护区模式和旅游地模式,这两种模式代表了我们对待自然空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国家公园既不是传统保护区模式的重复,也不是旅游地模式的扩张,它是一种全新的自然空间体系,国家公园试图协调人类游憩利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以达到国家公园的自然空间正义和空间生态文明.生态伦理观作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是国家公园构建这种平衡的指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探索基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观念的国家公园空间体系模式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迈向可持续目标的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国土空间保护利用、美丽中国等重点生态文明工程建设的重要载体。本文对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下中国生态旅游发展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实现具有多维促进作用,大众生态旅游在现代化管理制度、技术规范和生态文明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当代中国生态旅游发展具有与以往国外后工业化时期生态旅游完全不同的时代特点,外部环境和关联要素正在不断促使生态旅游发展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自然生态、地域功能、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共同勾画出当代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图景,未来研究需要建立以资源环境容量为底线、以生态游憩机会图谱和时空匹配为规律、以空间治理和现代化管控为提升、以强约束低损耗的政策和技术标准为配套的四位一体发展体系,从而为中国实现生态环境严格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多元目标提供支撑。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面临的重大实践需求和重要科学议题。在阐释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围绕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特许经营、保护模式、解说系统、生态产业、社区参与、管理体制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思考与跨学科对话。分析认为：（1）科研支撑是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石;（2）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其必要条件是要素支撑体系、特许经营制度和关键政策突破;（3）特许权和特许经营制度是保护机制,从旅游特许经营走向社区特许经营、生物科技特许经营、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区域联合特许经营等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4）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渠道拓展、能力提升、共建共享是提升社区参与质量的重要方式;（5）文化服务是国家公园多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科学的解说系统、建设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有利于促进文化服务的供给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     

Social capital as a heuristic device to explore socio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 resort tourism in the community of Steamboat Springs,Colorado, US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easibility of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n agricult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which includes food tourism in two Danish national parks, Mols Bjerge and Skjern Aadal. Both the parks include significant agricultural holdings and, to a great extent, a “natural” landscape of farmed grassland and arable l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documents that park administrations have tended to neglect the role of food and food-based experiences in parks, despite park visitors preferring more attractive eating facilities, purchasing opportunities and food-related interpretation. A survey of food producers and providers in Denmark revealed that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oriented farmers tended to oppose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ks, holding the view that “sharing” the land with others diminished their competitiveness. While this view might hamper rapid progress in food tourism, the survey also discovered an emerging trend of small-scale food entrepreneurship, albeit on a fragmented and uncoordinated level. Tourism-oriented food entrepreneurs wanted to see joint marketing and labelling of food products along the lines of OECD'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rural paradigm”. The study identified governance opportunities that could accommodate the wellbeing of both tourists and food producers, but which requires a proactive role from the national park authorities, especially in marke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