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产权归属问题新解

本从企业存在的两种形态-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出发，将跨国公司的产权划分为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二都有物质与价值之分。直接产权的主体是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公司的投资；公司的间接产权包括个体间接产权和国家间接产权，其主体分别是公司内部或公司投资组织内部的职工、公司所在地或投资所在的国家；跨国公司的不同产权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分离的关系，公司直接物资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安全分离为跨国公司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子公司的个体间物质产权与个体间接价值产权、子公司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同时分离是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超出国界的产权原因。     

企业产权研究的新视角--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

本文从企业存在的两种形态：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出发，将企业的产权划分为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二者分别又有物质与价值之分。直接产权的主体是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直接产权由于其产权主体所拥有的和企业所必需的特殊资源－企业家才能和资本直接地参与了企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具有充分的排他性和独立性；间接产权包括个体间接产权和国家间接产权，它们的主体分别是企业内部的职工和政府，间接产权由于其产权主体占有的特殊资源，劳动力和环境间接地、被动地参与了企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和有限的排他性。产权的、对象、实现方式等决定了其主体在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产权之间的统一与分离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制度模式。     

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一种新诠释

本文在假定基金产权划分为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物质产权与价值产权的基础上,以离岸基金为例探讨跨国基金的产权关系.基金产权相互分离,且归属于相对独立的不同产权所有者,是基金实施跨国经营和跨国融资的产权基础,其中关键是,基金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相分离并分别归属于不同国家的政府.实现跨国基金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需要,规范各类基金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和行为,降低基金内部的交易费用,重新构建基金治理机制.     

企业收入分配的“四位一体”公式:一种企业产权依据

文章从企业产权(非要素产权)角度,探索企业收入分配的基本结构和产权依据。四类要素所有者(投资人、经理人、职工、政府),在企业创立过程中分别以其相对优势要素(资本、企业家才能、劳动力、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交换企业产权,转变为企业产权所有者,并通过要素配置与转化,构建企业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共同执行企业产权,联合投入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并转移企业资产价值;在收入分配过程,活劳动的新创价值和企业资产的转移价值共同演化为企业收入。为此,可构成四类企业产权(直接价值产权、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分别对应四类企业收入(利息、薪金、工资、税收)的四位一体产权公式。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中的有关产权问题

一、子公司处置中的产权问题在母公司破产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理应构成破产财产的组成部分,应将其对子公司的投资转让变现,或将子公司停业清算。但在国有企业破产财产的处置实践中,却并非完全如此。有的母公司破产时,子公司却经营得很好,政府部门不愿让子公司一同破产,在操作上不是把子公司的产权转让让其继续存活,而是将母公司拥有的子公司的产权直接移交给政府部门,即政府部门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转为国家对子公司的投资,变国家对子公司的间接控制为直接控制,子公司只需要在“实收资本”账上把“法人资本”转为“国家资…     

国有企业出路探索

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产权转让，再一条是产权重组。产权转让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所有权转让，即财产易主；二是控制权转让，也就是由别人当企业领导。产权重组是指重新安排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将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使股份公司财产主体多元化。国有资产从一元主体变为多元主体，也有两种办法，一是所有权主体多元化，即实行国有资产的分级所有，二是国有产权主体多元化，即构建若干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让这些公司拥有国有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成为产权主体。     

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提高会计信息的对策

1．部分会计人员屈从领导的压力，被动造假，从而使会计信息失真。 企业产权中有政府、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和其他与企业相关的个体等几大主体。政府最关心税收的征缴；债权人最关注其债权是否有按时地收回本金和利息；所有者关心的是自己投入的资产能否保值和增值；经营者关心业绩的增加是否能为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关心股票的价值和公司的业绩。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和经济特征，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驱动，     

税收的本质:政府行使企业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报酬

从产权角度考察,在公共环境被投入企业的过程中,政府以转让公共环境产权为代价,换取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含征税收权),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向企业转让公共环境的使用权,以换取征税权。政府客观上占有辖区内任何企业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税收取决于政府行使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实际绩效,受公共环境的质量与数量,以及政府执行国家间接物质产权的能力与行为的影响。因此,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以政治权力为手段行使企业国家间接产权的报酬。     

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马克思产以理论是一个寒带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包括产权的含义和本质：认为产权是财产主体对财产所拥有的排他性、归属笥的关系或权利,其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或经济权利;产权的权能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产权的权能结构既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产权具有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的保障功能。     

论乡村集体企业有形资产产权量的科学界定

产权界定是乡村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改组等改革的重要环节和基础性工作。在产权界定中,首先须搞好有形资产产权的界定,因为有形资产一般既是企业总资产的主体或主要部分,又是企业无形资产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和基础。而有形资产产权界定(甚至无形资产产权界定)的关键性问题和难点问题,则是其量的界定问题。 乡村集体企业各种资产产权量的界定,总体上应坚持“谁投资(或投入),谁所有”这一基本原则。因此,对乡村集体企业有形资产产权(以下所提到的资产及其产权,均指有形资产及其产权)量的界定,应主要依据投资者投资(或投入)的情况并在投资者之间来进行。     

劳动者股份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一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经典模式———社会所有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模式,确立了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国家所有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当、而且只能是以劳动者个人产权社会化联合为基本特征的劳动者股份制。因此,应当在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形式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Ownership effects among Native American banks, 2001-2016

Minority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MDIs), including Native American Banks (NatBs),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providing financial services to the under-served. NatBs are split between those that are Tribal owned and those owned by individual Native Americans as private bank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other MDIs and comparable mainstream banks, using data from 2001 to 2016. Tribal NatBs are hypothesized to emphasize community development for the under-served over profit maximization, and to take on high levels of risk. Testing uses comparisons of population means and regressions, and the overall pattern of results and limited regression findings support those possibilities.     

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

传统以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不能恰当地反映管理者在职消费和职务侵占的真实水平,本文用经过Jones模型纠正的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考察了所有权性质、总经理持股与否及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提供了私有制下总经理适当持股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的可靠证据,为中国上市公司即将展开的股权激励计划提供证据的支持。     

投资者保护与公司股权结构:一个家族企业继任模型

本文借鉴家族企业继任模型,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对公司股权结构安排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认为投资者保护程度是决定公司股权结构安排的重要因素,公司治理结构中最优股权结构模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投资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健全与否的影响。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

本考证了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效率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并得出结论：现实的国情和西方公司治理的演变趋势决定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路戏只能是首先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未来应朝着以内部治理的主、外部治理为辅的博采众长的混合模式的方向发展。     

Political connections,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ivate-equity placement decis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In contrast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Chinese listed firms must obtain approval to make private-equity placements (PEPs) from the Chinese Security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a state bureau that regulates capital market financing. We analyse the rol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PC) and ownership structures when accessing private equity (PE) market,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olitical ties operate within the regulatory process of PEP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Cs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firm’s decision to apply for PEPs, but firms with state-ownership demonstrate a higher propensity to apply for PEPs. PC and state-ownership appear to help firms to obtain approval from the CSRC, and these firms are treated more favourably than their rivals without such connections.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spend less time in managing bureaucracy, but PC and state-ownership negatively affect proceeds from the PE market in China. Firms with politically connected directors with professional business backgrounds tend to spend less time managing the CSRC, and these professionals positively affect proceeds from the PE market in China. This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investors, PE issuing firms and security market regulators.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大股东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比较

文章采用相对管理费用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以1999~2002年上市公司为对象,检验了两种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在国家控股公司与非国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终极控股权性质对权益代理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考虑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并且,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权益代理成本越高。此外,文章还发现,国家控股方式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国资部门控股公司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     

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有制形式

公有制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要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只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做文章是不够的，还必须高度重视和认其解决公有制本身的存在形式即公有制形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