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死刑的生命空间——以刑罚的正当性为视角

集资诈骗罪是典型的经济犯罪,本文以刑罚的正当性为视角,选取刑罚的正当性根据中的报应论与功利论为立论基点,对集资诈骗罪死刑的生命空间作出深入的探讨,进而提出笔者的观点。     

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再探讨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犯罪也在急剧增长,并朝着涉案金额巨大化、犯罪手段智能化、受害群体扩大化等方向发展,严重威胁着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刑罚是国家对犯罪最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最后手段.然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与犯罪的复杂多变性永远是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因此,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需要调整与优化.     

论经济犯罪轻刑化

刑罚作为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做出的最严厉的反应，是国家对犯罪最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最后手段。从世界刑罚发展看，刑罚轻缓宽和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轻刑化成为刑法改革的重要趋向。经济犯罪作为一种秩序犯和法定犯，与传统犯罪相比危害性要小，轻刑的空间较大，自然成为轻刑化中关注的焦点。     

浅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存废

所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又称普通走私罪或一般走私罪,属于经济犯罪和行政犯罪。对其适应死刑,从宏观上讲不符合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且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微观上讲也伤害了国内经济刑罚体系的协调与均衡,所以应予废止死刑。     

从检察机关角度谈私分国有资产罪

职务经济犯罪从古至今是一种重要犯罪形式，进入现代社会，职务经济犯罪的形式更加多样，由于我国法律确认了“法人的人格”，从理论上讲，单位亦满足犯罪主体的要求，单位的负责人是单位事务的“真正执行者”，由于单位本身的特殊性，单位犯罪就存在处罚的双重性。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作为职务经济犯罪的一种形式，正是单位犯罪的一种，因此，私分国有资产罪从主体上看是单位犯罪，由于该罪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特殊性，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犯该罪的单位的刑罚，这与一般的单位犯罪不同。文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刑法第七部修正案的背景下，分析私分国有资产罪的概念、构成要件．进而比较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刑罚目的的心理学分析

刑罚目的在刑罚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刑罚目的,将有利于完善国家立法和司法。法律情境中存在3种心理状态:公正、上位公正和下位公正;基于个人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公正为标准的个体心理均衡;基于社会的刑罚目的是实现以不平等的公正为标准的社会心理均衡;司法理念和刑罚制度要随着公正状态的变迁而变迁;社会心理获得有效均衡的途径是开启大众理性,降低社会交流的交易成本。     

当前我国经济犯罪案件之特点分析

经济犯罪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犯罪形态。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相比较,具有七个方面的主要特点:经济犯罪只存在于现代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犯罪的目的是牟取非法的经济利益;经济犯罪嫌疑人多数具有良好的社会背景;经济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经济犯罪行为具有非暴力性;有经济账目可查;经济犯罪结果的隐蔽性。     

查账技术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大多数经济犯罪案件的犯罪手段或痕迹都存留于记录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其他各种会计资料中,这就使得财务会计资料可以为查证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犯罪事实提供线索和书面证据。因此,在经济犯罪侦查中运用查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运用查账技术时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要求,结合各类经济犯罪手段的特点将各种查账方法联系起来,综合运用以获取犯罪线索和证据。     

论公安经侦工作的三大职能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影响经济运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经侦工作是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对经济犯罪打击、预防,以维护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新的形势下,经侦工作要充分履行打击、服务、参谋三大职能,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规诫

社区刑罚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论限制和制约下的以教育刑论为核心的综合论。文章认为,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的规诫,以满足正义和秩序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以教育刑论为核心规诫,以满足矫正犯罪人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适当考虑剥夺犯罪能力论的要求,以争取社区群众的支持。     

金融犯罪种类划分及其特征揭示——兼论金融犯罪的此罪与彼罪之界分

金融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犯罪,目前立法、司法部门及刑法学界对有关此类犯罪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其中对金融犯罪进行科学、合理分类并揭示其特征是亟需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通过综合研析刑法理论界颇具代表性的客体、行为、混合等诸种分类法之优劣,紧密结合我国现行刑法所作的立法分类,提出以混合分类法为基本思路,依据金融犯罪所侵犯客体的相同性,兼顾犯罪方法的特殊性,作进一步的分类细化,以期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犯罪分类设想;同时,充分揭示不同类型金融犯罪构成特征,全面把握金融犯罪此罪彼罪界限所在,从而为金融刑事立法不断完善以及司法部门正确定罪量刑提供有利的依据。     

无限防卫权适用问题探析

无限防卫权产生在正当防卫制度的基础上。新刑法中的“行凶”涵盖多种暴力犯罪手段不尽科学,杀人 等四种犯罪的界定不尽明确,需要在司法实践和司法理论上进一步规范。     

在校学生犯罪情况分析和防范对策

在校学生犯罪率的不段上升,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预防、减少在校学生犯罪,学校责无旁贷。本文通过对 在校生犯罪情况的分析,探讨了构建三大"育人网络"作为防范对策的现实必要性。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疑难问题研究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在我国尚不具备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条件下，由国家对因犯罪而遭受重大损失的被害人及相关利益主体所进行的一种过渡性经济援助措施。其救助对象为因犯罪遭受重大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被害人及相关利益主体，救助资金应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多渠道社会资源，救助的管辖权归属于案件发生地的国家机构。     

“扫黑打伞”刑法适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法》是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的"选择性"要件,改变了之前"必备性"要件的地位。依据刑法理论的解释以及"扫黑"的现实需要,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作为"保护伞"成立的主体。黑社会性质组织和保护伞的结合主要有四种模式,具体分类对实现"打准打实"的目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审理"扫黑打伞"刑事案件中,应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徇私枉法罪发生竞合时,应根据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认定具体的犯罪。而四种模式中的罪数认定,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不同模式的行为分别进行认定。此外,通过解释刑法总则、分则之间关系,否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适用中存在"重复评价"。     

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因素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还是制度?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本文运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统计资料,通过计量研究,从经济增长中的诸因素中分离出来了制度因素,并测算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而,制度因素应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抛开制度条件而片面地强调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很可能不会取得预期效果。     

数字经济犯罪的特征、原因与防控

数字经济犯罪具有技术含量高、时间跨度长、犯罪效益高等特征。其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利益的驱动、社会认同感的缺失、管理水平的落后等方面。防控数字经济犯罪要从完善法律体系、提高预防技术、加大侦破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和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着手。     

办理金融违法案件的法律难点与法律适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金融领域的犯罪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结合当前社会涌现的一些新形式的金融违法案件,对目前案件办理中存在发现难、取证难的法律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金融违法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金融违法案件必须同时注重刑法的法益保护和人权的保障机能。     

动态不一致、法不责众与政府声誉——中国金融犯罪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用经济学的思路分析了金融犯罪在中国越来越普遍的成因:法律本身存在着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特征,立法和执法目标不一致。不一致特征要求从更长时间区间范围上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长期声誉机制无法确立,采取各种形式的犯罪成为权利拥有者的最优选择,这种投机行为具有传递特征。而如果犯罪成为普遍选择,那么法不责众规则将导致法律失效。这种逻辑可以解释当前金融犯罪越来越普遍的根本原因。恶性循环机制无法打破,中国金融犯罪的形势会更加严重。     

我国金融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完善——兼论金融犯罪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使得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缺乏人道性、经济性,且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缩短有期刑的量刑幅度,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减少倍比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代之以限额罚金制、百分比罚金制等。应当特别重视资格刑的增设。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