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出口强度——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基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差分法研究两控区政策对高排硫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及该影响效应的地区差异和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对高污染行业的出口强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高排硫行业的出口强度并存在滞后效应,更换政策实施年份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两控区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出口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的出口强度具有正向影响.两控区政策对出口强度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明显,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以上结论为我国环境、 外贸政策的合理制定及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经验支持和决策依据.     

对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反思与建议

加强环境管制是21世纪世界各国环保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势。反思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其主要存在弊端为:实施及执行成本高昂、收费率太低、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因此,建议通过树立管制新理念、加强环境管制政策效率分析、加大管制力度并尝试推行自愿性环境协议等措施,加强管制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贸易自由化、质量差距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使用了我国海关统计的29个省份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HS6位编码数据,讨论了进口关税削减对我国各省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与其他的研究贸易自由化的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差距下,进口关税减让对我国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不同。进口关税削减对那些远离出口产品质量前沿的产品种类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为负;在面对削减关税水平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那些与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接近的产品种类更有可能通过参与技术创新和更多地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非市场化介入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则会带来大量的成本,不利于我国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一省市贸易中的比例会影响该地区企业在面对开放市场时采取的质量升级上的调整机制。     

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构建了一个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机制框架,并使用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和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基准估计结果发现,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当开发区制定的主导产业与该开发区所在城市的优势行业相匹配时政策效果更显著;相较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的效果更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主要通过优惠政策机制、集聚经济机制和企业自选择机制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环境规制、两控区政策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作为环境规制的两个方面引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分析其对企业的影响,发现环境执行程度不变条件下环境标准的提高或环境标准不变而执行程度的提高都会引致低效率、高排放的企业退出本国市场,外国高效率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分为两控区样本和非两控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提高有利于FDI的进入,而在非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的提高会抑制FDI进入。     

数字消费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采用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为研究样本,基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了数字消费政策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机制分析发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激发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促进地区出口集聚以及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此外,拓展分析发现,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对小微企业以及数字基础薄弱企业释放出更强的政策红利,具有明显的普惠性效果。本文研究为以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质量升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Nested Logit模型,从绝对质量和相对质量两个角度,对2001-2010年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实证测算。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整体出口产品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存在明显的质量升级现象。这主要是由机电仪器与交通工具大类的质量升级所带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质量升级与日本、德国、印度、东盟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显示:2001-2010年间,与德国、日本、东盟、印度四个经济体的出口产品整体质量相比,中国出口产品整体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经济视阈下我国环境管制政策演进及存在问题分析

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而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是政府进行管制的主要手段。通过对环境管制政策演进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手段在环境政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成为大势所趋。因此,结合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现状及演变规律,加快制度创新,可以找出适当的环境管制工具来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