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海市生产者服务业吸引外资现状及特点

生产者服务业特殊的功能-产业本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其不仅仅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心城市产生辐射效应的产业发展基础,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近几年来吸引外资的规模在国内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生产者服务业业吸引外资更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连锁服务业品牌竞争力研究

中国的一些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现代连锁业已突破零售业,在服务业的广阔空间中延伸。连锁经营的业种不断扩大,业态齐全,新的连锁服务业在市场上渐渐占有主导地位,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都离不开连锁的现代服务业,研究连锁服务业的品牌竞争力有助于连锁经营模式在服务领域的推广。     

打造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引擎

<正>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以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主体的产业聚集效应日益增强。坚持改革创新,面向全球市场,加快发展高附加值服务外包产业,对于推进结构调整,形成产业升级新支撑、外贸增长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引擎和扩大就业新渠道具有重要意义。今后三年,我国将培养一批中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国际型人才,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服务外包知名企业,建设一批主导产业突     

城镇化与服务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城镇化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的借鉴,本文利用中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城镇化与服务业空间分布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U型关系,拐点在城镇化率为68. 4%;城镇化与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与公共服务业空间分布存在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拐点在城镇化率为48%,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随城镇化进程大大高于生活性服务业。从整体上看,城镇化与服务业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线性正相关性,服务业具有一定的集聚化趋势,这也印证了服务业结构存在向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结构演变的规律。结合服务业空间分布趋势,应以城镇化为基础,合理引导各类服务业在空间上有序集聚和分散。     

我国农村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通过基于"钻石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在我国农村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技术和需求条件基本具备,潜在市场能力大,但资金投入不足,发展意识不强,农民信息消费意愿不高,服务市场实现条件差,企业规模小而分散,没有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和示范带动效应。发展农村现代信息服务业,需要改善农村基础环境,最根本的是加强研发与应用平民化的涉农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途径,让更多的普通农村居民能够使用信息化途径接受、收集、发布信息。     

加入WTO与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互动分析

本文认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是兼有国际化、国际服务性、规模大并以国家综合国力为依托等重要特征,具有全球或较大区域空间连接并超前于世界城市发展平均水平的典型性城市,主要有四个判断依据:一是交通网络体系能否带来运输、交流的规模经济;二是服务业是否具有发展潜力;三是城市是否具有良性的创新能力;四是城市非经济要素是否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必然选择。文章提出,北京在WTO大环境中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必须大幅度提高交通网络体系的运输质量和效率;二是要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平,改善服务质量,大力发展会展业、旅游业,改善金融保险市场以及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三是建立学习型城市,以人为本,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从整体上提高城市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中国城镇化与服务业集聚发展关系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服务业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服务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便会产生服务业集聚现象,服务业集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在就业、城市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城市生活质量等方面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相反,城镇化的发展也为服务业集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保障。为促进二者更好地协调发展,应推动传统服务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特色服务业。同时,应合理分布城市人口和空间布局,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推动科技创新。     

副省级城市服务业发展评价主成分分析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实证发现:副省级城市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在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均呈现非均衡的状态,其中服务业经济规模、人员规模以及发展潜力也存在发展非均衡的特征。要提升我国副省级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一方面增加东部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实现东中西部城市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优势产业和弥补弱势产业,实现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基于现代服务业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服务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凸显,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结构也产生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市为例,结合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的特点,分析广州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探究现代服务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关于芜湖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思考

芜湖市工业发展迅速,而现代服务业发展却相对滞后。发展现代服务业在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地方GDP方面对芜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芜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发现,其存在总体发展规模较小、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高端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对此,建议从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与工业融合、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三个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09年247个城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不仅能够提升本地区制造业效率,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区制造业效率,空间外溢系数达到了0.864。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会通过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以及外部性等途径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制造业效率。鉴于此,政府应支持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突破影响空间外溢效应区域边界的自然条件和制度约束,加大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积累和投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     

基于城市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集聚产生的双重集聚效应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从城市空间和价值链视角下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在验证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中存在一个均衡的土地租金,使得双重效应的互补效应达到最大;城市规模有利于双重集聚效应的提高;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双重集聚效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经济距离越短辐射作用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双重经济效应,文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视角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有“倒U”型的促进作用。     

通达性、区位选择与信息服务业集聚——以上海为例

本文以上海265个邮编区为空间单元,着重研究都市内部通达性对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预期通达性好的区位信息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并应用负二项分布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观点。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服务业企业倾向于选择通达性较好的区位,尤其是倾向于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的区位,同时也充分考虑接近人民广场、上海火车站等交通便利的区域。分行业的估计结果表明,软件服务企业对通达性要求更高,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地铁、轻轨沿线的区域,更看重邻近两个机场的区位;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对邻近人民广场和火车站的区位较为看重,选择城市中心点的区域布局;计算机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和全行业的结果相似。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模式会影响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吗？

文章在测算出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程度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剖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时间异质性和距离异质性视角刻画上述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的协同集聚则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冲击,这一负向冲击主要产生于2012年后;其次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大于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上限为300公里,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正向效应的制约力则不显著;最后就业密集度、人力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升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不显著,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持续提升还有赖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进步。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演化与动力研究——兼论上海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

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是经济服务化的产物,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强地方产业竞争优势的突破口,而完善的动力机制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文章基于自组织理论,重点分析了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演化发展及动力机制,并结合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实际和机遇,提出建议。     

北京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研究

城市零售商业布局的合理化,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流通资源的合理配置、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运用最临近指数、不均衡指数,地理联系率等方法来分析北京市零售商业空间分布特征,衡量北京市零售商业网点分布与人口的协调程度,从而得出结论:北京市零售商业分布离心化现象已经出现;北京市各类零售商业均呈集聚分布,但集聚强度不同,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设备零售业集聚程度最大;北京市零售商业分布与人口分布协调程度较好,利于发挥其服务功能。     

服务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省际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服务业集聚及其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发现多样化服务业集聚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作用为正,服务业内竞争对本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但对邻近省份具有负作用,专业化集聚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影响均不显著;稳健性分析表明以上结论稳健且东部地区在服务业集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具有区位优势。针对可能存在的空间分割,以各省会为圆心、每20 km或10km 进行累加形成距离带并对空间溢出进行估算,表明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存在空间边界。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城市集聚、金融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距的关系研究——以我国长三角城市圈为例

本文在KFV(Krugman-Fujita-Venables)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理清金融外部性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机制,对城市间的工资差距进行解释,并采用我国长三角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市集聚对城市工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集聚过程中,金融外部性对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影响显著,是影响城市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同时,城市工资差距与城市人力资本、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三产业比重等因素有关。此外,研究还显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和城市集聚度不足,在未来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间差距或将成为继城乡差距后的又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点应引起警觉。     

现代服务业的界定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以辽宁省大连市为例

现代服务产业是城市经济系统发挥整体功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服务业是城市内部正常运转、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系统效益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资源进入现代主流经济,服务业将发展成为城市最大的、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因此,研究现代服务业的有关理论以及认识其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地位与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大连市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