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的三次币制变革看当时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同、性质不同,对各国政治经济影响也不同.恶性通货膨胀会使一国的政治经济遭受毁灭性破坏.以民国时期三次币制改革为实例,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论述其中的危害性.这既是对民国时期金融史、货币史的回顾,也是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国民政府实行的第一次币制变革是“废两改元”,在统一币制、货币单一化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国民政府实行的又一次币制变革是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对币制统一,摆脱银价涨落影响,稳定金融,恢复与发展经济,也有积极意义;国民政府在大陆实行的最后一次币制变革是发行金元券,导致货币贬值,滥发钞票,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     

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吗

利用2004—2019年省级数据构建数字经济指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测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程度，进而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同时该影响在不同数字经济维度及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流通效率提升和营商环境优化是数字经济影响统一大市场形成的作用机制。     

高拱的惠商政策和币制改革

币制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朝大改革的重要内容。他针对嘉（靖）隆（庆）之际商业凋敝、币制混乱、国库亏空的局面，大力推行恤商惠商政策，整顿铸钱用钱之法，健全货币流通体制。改革不仅繁荣了商品经济，开通了边市贸易，增加了国库收入，而且也使隆庆后期呈现出中兴之势。     

严复与陈衍币制改革思想的异同探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逐渐丧失金融货币的自主权,币值的不稳定及货币制度混乱制约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对旧币制进行改革成为当时儒家学子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严复和陈衍都是同时代学贯中西的著名闽籍学者,对此或提出相应币制改革思想主张,或直接参与地方币制改革实践,为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顺利转型做出了贡献。本文首先介绍两者币制改革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通过对比分析两者间相同与不同之处,以期对早期儒家经济学者的治学风格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中国古钱币之大唐开元通宝

唐高祖李渊为整治混乱的币制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除"五铢"和其他杂钱,铸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是我国钱币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它结束了钱币以重量为钱文的历史,更具有抽象化、符号化的设计意味.开元通宝是继秦始皇统一中国货币后又一次重大货币改革,它与秦半两、汉五铢钱并称为我国货币史上三大钱系,是我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钱币,对我国币制的革新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唐代第一种货币,开元通宝不仅是整个唐代的主要流通货币,还是唐代以后一千多年我国钱币铸造的楷模,其铸钱艺术和工艺也对其他国家铸行钱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WTO规则对我国行政垄断的挑战

行政垄断的存在不仅严重地阻碍一个国家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国际统一市场的楚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大国加入了当今世界最广泛的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行政垄断作为统一市场形成的最大障碍，面对WTO规则的要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挑战。     

市场经济与反垄断

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一个理性假设、两个机制、三个市场，竞争与垄断既对立又统一。垄断形成阶段通过竞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形成之后排斥竞争又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反垄断主要反垄断行为，而不是反垄断组织，反垄断主要是保护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保护竞争。     

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中国古代货币有几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青铜仿贝的产生,它标志着中国丰富的铜资源成为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料.第二次是秦始皇统一币制,它确立了外圆内方的中国货币形式和面文记重的形制.第三次当属开元通宝的铸行和使用.     

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中国古代货币有几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青铜仿贝的产生,它标志着中国丰富的铜资源成为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料.第二次是秦始皇统一币制,它确立了外圆内方的中国货币形式和面文记重的形制.第三次当属开元通宝的铸行和使用.     

秦半两的设计元素与文化基因

秦半两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圆型方孔”的钱币造型因秦始皇统一全国币制被固定下来,其钱币艺术符号与中国古代素朴质真、天圆地方、外圆内方的世界观人生观所指内涵达到了完美统一.秦半两是中国货币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它体现了钱币设计的元素之美,并自觉承袭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基因,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初步成熟,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金融脱媒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脱媒现象日益凸显。由于金融体系是连接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桥梁,金融脱媒必然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在使用我国1978—2011年的季度数据构造金融脱媒指标,分别基于利率传导渠道和银行贷款传导渠道,对我国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是：金融脱媒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银行贷款传导渠道的效果,强化了利率传导渠道的效果,金融脱媒的增强对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总体呈现一定的正向促进效应。     

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其逻辑主线是：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资本及其循环积累——货币资本的作用——货币资本商品化{借贷资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其量的变化决定着市场经济运动的方向。马克思的货币资本理论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及实施以维护金融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下构建我国金融安全体系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夏季,之后迅速蔓延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危机的反思为切入点,分析构建我国金融安全体系,应该稳步推进国家金融安全体系改革,强化中央银行监管能力,增强对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构建全方位监控体系,防范国际资本抽逃风险。     

资金过剩型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资金不足的对外负债型和资金过剩型,后者以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经济危机为代表,两种危机的共同点在于道德风险问题引起的负债链的断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更多地面临第二种危机的挑战。本文把日本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张我国应通过加快金融市场化的建设,防范金融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形态发展到国际金融资本时代,以虚拟资本为存在方式下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际金融资本扩张过程中,通过两个基本制度的设计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一是在货币领域,以美元符号化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解脱了实物对资本的束缚,货币纯粹脱离开贵金属,虚拟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造成了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二是在生产领域,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内安排产业结构,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中,造成了全世界在实体经济方面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的依赖。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这一体系出现问题的必然结果。     

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从中国推动SDR使用说起

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和作用越来越大,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和重构也越来越重要。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管理货币本位基础上的,美元凭借美国霸权逐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之锚,货币本质上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体现。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在于维持合理的国际秩序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为国际经贸往来搭建一个合作平台,它是以其他国家的承认为基础的。货币霸权使美国享有国际政治权力,如何处理国际公共物品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公私矛盾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难题,以及应对新兴崛起国的利益诉求等是国际货币体系管理难以回避的困境。中国应该坚持合作独立的货币国际化策略,勇于在主导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方面承担大国责任,逐步建立广泛认可的国际合法性,谋求立足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国际化之路。     

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研究一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考虑汇率制度的影响。文章基于“三元悖论”分析了现行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的必然性,透视了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制约效应。鉴于国际资本流动日趋自由流动,为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必须采取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注重其他措施的协调配合等政策建议,对现行汇率制度进行改革。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与防范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开放，货币替代与资本外逃、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能力减弱、汇率波动、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交叉感染等风险也将随之增加，文章在详细阐述了以上各种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防范措施。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芳法，研究在中国人民银行间接调控货币政策的新时期，在中国资本市场规范成长的新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利率渠道、通货膨胀率渠道和货币供应量渠道有效地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     

对称冲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博弈分析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加深、区域经济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与频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给相关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危机爆发的潜在风险。因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可能通过溢出效应、反馈效应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这就对国际问的货币合作与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通过国际问货币协调来促进世界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