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乎企业长期、持续的发展,选取2009-2011年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从财务绩效和资本成本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其短期财务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其长期财务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其资本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越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进而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     

港口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升财务绩效,一直是财务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国内外对这一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结论。本文以16家港口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港口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港口上市公司履行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履行对债权人、员工、消费者和政府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不相关关系。     

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关系契约治理会对家族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以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家族企业关系契约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关系契约治理强度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财务绩效越好,企业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大。关系契约治理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方式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与异质性——来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

以2008年中国强制性要求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披露为背景,选取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围绕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两个渠道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投资效率和企业创新是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提升企业绩效的传导路径,但投资效率对企业绩效的传导作用仅体现在过度投资样本中,而企业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传导作用兼顾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经济后果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理论研究的补充,也为厘清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社会责任战略与会计稳健性

以2009～201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在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迫切需要企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司社会责任发展战略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对经营绩效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实施社会责任发展战略的上市公司比其他公司采取了较为稳健的会计政策,公司发展战略的不同导致了对会计稳健性需求的差异。同时,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采取稳健会计政策的动机与Watts理论所述有别,它是企业战略主动选择的结果;在社会责任战略与稳健会计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所提升。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CCEIBNU指数的实证研究

以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CCEIBNU指数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全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绩效越高,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家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则未产生任何中介效应;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战略管理能力是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能力.     

我国保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以P公司为例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呈正相关性。从现实来看,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仍然存在制度不成熟、主体不均衡、意愿不强烈、机制不完善等问题。P公司在行业中具有龙头地位,其是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的重要典范。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要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体系,企业要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要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氛围,“三位一体”强化保险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实现财务绩效正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R&D投入与财务绩效——基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当前市场竞争环境中,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企业选择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能够有效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和企业价值的实现?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5年六年数据共3181个研究样本,研究不同作用机制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R&D投入与财务绩效的三者的复杂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2）不同的作用机制不会改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3）技术创新投入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一结果主要是基于研发投入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履行保持一致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刺激效果,而研发投入对利他性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表现并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研究——以上市公司福耀玻璃为例

选取福耀玻璃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流程再造理论、组织变革理论和权变理论,整理国内外关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文献,对福耀数字化转型的动因、实施路径进行分析,通过行业平均值对比及因子分析法对福耀玻璃转型前后的财务绩效进行横纵向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企业需提升风险应变及自主创新能力,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注重财务绩效持续提升,保证企业数字化转型下的财务绩效高质量发展。     

企业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房地产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房地产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规模越大的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就越充分,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影响其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而股权集中度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负相关,本文希望通过研究来为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绩效、管理层权力与社会责任

以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企业绩效、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上一期的财务绩效对当期履行社会责任产生正向影响,企业的经济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及其动态履行框架构建

本文试图以战略性视角探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共生关系,以企业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优化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结构为目标,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静态评判标准及动态履行框架,以期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寻找到战略转型的路径。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农产品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17年—2021年国内沪深A股的农产品生产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借鉴动态能力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整合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供应链整合在数字化转型与农业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该研究对农业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未来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要求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2008年底,我国沪深两市相继要求上市公司须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继而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对于企业而言,承担社会责任是否与其追求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矛盾？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否伴随着高额的履约成本？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到底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何种影响？针对此问题,本文选取深市主板A股242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两者间的关系,以期推动企业主动探寻企业利益与社会公益间的平衡点,由此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局面。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技术创新投入为调节变量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和技术创新相关理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投入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技术创新投入会正向调节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应当将技术创新投入作为差异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并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企业创新活动中去。     

品牌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品牌价值是企业获取经济绩效的重要保障,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利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品牌价值数据,探讨品牌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内在机理,以及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品牌价值有效提高了企业价值、企业竞争力、资产利润率,以及销售净利率,品牌价值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异质性分析发现,品牌价值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在行业竞争更高、企业社会责任更强,以及互联网普及率更好的组别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品牌价值通过品牌信任、品牌溢价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文章为理解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来自高价值品牌培育的新解释,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品牌价值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