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基于BMA方法的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1999—2014年的省级数据,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从新方法和新视角检验了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资源禀赋的多种衡量指标的后验包含概率,以及前五位概率最优的单一模型,发现"资源诅咒"在中国不存在的结论。此外,文章进一步对研究样本进行拆分,发现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采矿业具有比较优势,易诱发"资源诅咒"现象出现。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新疆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

大量研究显示,一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但由于新疆资源开发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投入,加上其资源输出成本较高;因而不论从全国地区间的比较,还是从个体情况的考察来看,新疆的资源优势是其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并没有陷入“资源诅咒”陷阱。可见,不将资源输出作为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地区发展经济的必选项、以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资源部门的依赖、降低资源开发部门对其他行业的挤出效应以及加强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等,是避免“资源诅咒”的有效措施。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国内旅游业“资源诅咒”研究综述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经典命题,探讨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热点问题。旅游业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和基础。"资源诅咒"现象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中是否存在,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搜索中国知网,论文对十余年来关于国内旅游业"资源诅咒"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对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00年～ 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5个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并实证研究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差的格局;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双刃剑”效用,且制度质量是影响其双面效用的关键因素.即当制度“高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当制度“低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     

"资源劫难"假说的实证检验及政策启示

世界许多资源型国家的发展实践显示,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劫难"假说.从中心-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论等也均揭示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本文以此现实问题为背景,在分析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讨论了资源劫难或诅咒的成因,并以中国煤炭资源大省山西为例进行验证,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绿水青山保护有利于地区反贫困吗——来自长江经济带沿线贫困地区的新证据

保护绿水青山实现绿色减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在构建绿水青山保护减贫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借助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模型（FGLS）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PSEM）深入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76个地市州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反贫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改善生态质量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呈现出显著U型关联;以积累生态资本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表现为特定的倒U型关系;绿水青山保护推动地区贫困削减的两大支撑机制是绿色产业的壮大和贫困群体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扩张;绿水青山保护具有明显"益贫"特征,对于居民收入水平改善边际要显著弱于能力贫困改善边际,因此需进一步加强与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政府财政能力及开放等减贫因素协同。     

我国农村贫困指数测度及政策减贫效应研究

提升农业政策减贫效应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由于贫困线设定不同,导致不同年份贫困率指标不具可比性,这为分析农业政策减贫效应带来了困难。本文在对经济增长、分配结构和减贫间关系细致阐述的基础上,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模型,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FGT贫困指数。实证检验显示,本文构造的贫困指数计算方法具有良好的性质,并发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余额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     

中国农村减贫机制的区域差异——基于2000-2007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角度对2000-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减贫差异进行的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及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同时,东中西部的农村金融发展均能使其区域内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但是,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缓解作用仅在西部地区得到验证.因此,进一步深化各区域内经济体制改革,适当调整金融结构并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将有利于减少农村贫困,缩小区域差距.     

“资源诅咒”论续评：来自区位的分析

＂资源诅咒＂论最早形成于199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从国内省级层面来讲也是这样。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分别从国内省级层面和国家国际层面上来对该理论做一些分析。研究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都不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相反,区位问题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非线性动态影响——基于动态门限回归模型

民众创业不仅是农村减贫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当前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鼓励的农民增收措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民众创业对中国各省份的农村多维贫困存在显著的动态非线性影响效应.其中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阶段,民众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削减作用较弱,甚至出现个别指标不显著.但突破门限值达到较高阶段后,民众创业对农村收入贫困、教育贫困的削减效应均显著增强.但在市场化程度的高区制,民众创业通过促进城镇医疗机构的发展,"挤出"农村医疗设施,加剧了农村医疗贫困.进一步发现生存型创业比机会型创业有更低门限值,且机会型创业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作用更突出.政府部门应采取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多种措施鼓励民众创业,尤其是鼓励机会型创业,以发挥民众创业的减贫效应,这能较好地降低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并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资源禀赋、资源消费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199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控制劳动、资本、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后,实证检验了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省际层面显著成立,摆脱"资源陷阱"依然是我国资源丰裕地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2)与资源生产不同的是,资源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消费是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资源消费诅咒"并不成立;(3)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但"资源生产诅咒"和"资源消费福音"命题并不矛盾,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是导致资源生产和资源消费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减少贫困了吗

在公共产品理论与熵权TOPSIS分析法的基础上,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五个方面14项指标,测算了2010-2014年我国各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4年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集聚现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贫困消减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绿水青山保护有利于地区反贫困吗——来自长江经济带沿线贫困地区的新证据

保护绿水青山实现绿色减贫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核心要义之一。在构建绿水青山保护减贫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借助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模型（FGLS）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PSEM）深入探讨了长江经济带沿线76个地市州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反贫困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改善生态质量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呈现出显著U型关联；以积累生态资本为目标的绿水青山保护与地区贫困间表现为特定的倒U型关系；绿水青山保护推动地区贫困削减的两大支撑机制是绿色产业的壮大和贫困群体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扩张；绿水青山保护具有明显"益贫"特征，对于居民收入水平改善边际要显著弱于能力贫困改善边际，因此需进一步加强与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政府财政能力及开放等减贫因素协同。     

互联网使用、市场参与度与农村相对贫困

互联网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与市场衔接,在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从农业市场参与和非农市场参与两个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市场参与度与非农市场参与度均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强,青年群体次之,中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最弱;分地区来看,互联网使用对缓解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为此,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帮助农村居民家庭缓解相对贫困。     

“资源诅咒”的典型性分析——以山西省为例

在对世界各国经济进行研究时,人们会发现一国的丰裕资源并非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甚至资源丰裕国常常出现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源诅咒＂解释这类现象。山西作为我国的资源大省,其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落后状态。本文在实证分析山西省经济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基础上,提出了摆脱＂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