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     

传统引资模式与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的对比

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当前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已在多数国家使用,从2013年开始,我国在上海自贸区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随后,四个自贸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在2015年开始实施同一张负面清单,相比之前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哪些不同,当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本文将政策文件量化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答。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回顾

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政府定价主要限定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国内

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效初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后,施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经过一个多月的实践,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运行平稳,并初步展示其优越性。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我国实施的现状与完善对策

2018年9月,(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其作为服务贸易分支完善了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推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有利于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发展,弥补实施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不足和缺陷,加强自贸试验区的试点工作并推动市场体制改革。但由于我国负面清单制度刚刚起步,存在着部分清单指示不清,清单覆盖面积不足和立法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此,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我国应首先立足于完善清单,优化监管,加强立法的相关工作,再进一步考虑加强对未规定的产业施以保护,加强中外协议签署和引入竞争中立原则以及预备兜底等对策,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发展。     

“负面清单”既要敢想,更要敢干

正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是简政放权再次迈出的坚实一步。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可以最大限度倒逼政府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真正做到法不禁止的,市场主体即可为;法未授权的,政府部门不能为;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航运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统一简称"负面清单")作为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中国开始试点运用,虽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旨在以开放促改革,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带来诸多潜在风险和管理难点,本文分析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航运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及自贸试验区改革研究

文章通过考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总结国际规则下金融业负面清单设计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比较当前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与国际协定的主要差距,尝试分析国内负面清单保守编制做法的主要原因。文章提出,自贸试验区三周年后,为有效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自贸区需要编制一份更全面反映金融开放现状、更符合国际规则的金融业负面清单。     

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及自贸试验区改革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考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总结国际规则下金融业负面清单设计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比较当前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负面清单与国际协定的主要差距,尝试分析国内负面清单保守编制做法的主要原因。文章提出,自贸试验区三周年后,为有效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贸易规则,自贸区需要编制一份更全面反映金融开放现状、更符合国际规则的金融业负面清单。     

国内

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版负面清单缩减至少两成 备受关注的上海自贸区新版负面清单已经初步拟就，正在进一步细化，近期将上报国务院，并有望在上半年正式出炉。新版清单将在2013版清单基础上，推出40余项新的扩大开放举措．而清单内容缩减至少两成。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及其改进

上海自贸区2013版负面清单运行半年有余,对国内外积极效应显著。而其内涵亦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变化,故重新定位其地位,审视其意义,细化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政府管理透明度、兼顾产业保护与国家安全之清单修订三原则,同时探索建立配套的负面清单管理协调机制、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以期为2014版负面清单修订提供有效的建议。     

基于边界理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使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理论进行梳理,用边界理论分析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将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进行比较,指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提高外资企业进驻效率、加速转化政府职能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是厘清市场与政府边界的"抓手".     

试论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顺应了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国内各方面改革.但由于多方面因素,上海自贸区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改革仍旧面临许多问题,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大胆借鉴国际经验,谨慎制定负面清单,并将这一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同步推进,形成一套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小议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引入税费改革的意义

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正式挂牌,一系列促进改革的制度也随之出台。一改以往改革实验区的模式。舍弃政策优惠,寻求制度改革。自贸区提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旨在扩大投资领域开放,利用开发倒逼制度改革。这种模式能否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改革曙光。更重要的是能否引入现今日益重要的税费改革？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及法制建设如何落地,以及配合这些措施的监管体制的完善程度。本文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税费改革关系出发分析清单模式引入的意义。     

美国负面清单的内容、形式及其借鉴意义——基于47个美国BIT的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启了中国的"负面清单时代",对中国对外开放层次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新的投资管理模式对中国政府也提出了重大挑战,充分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对美国已签署的47个双边投资协议(BIT)中的负面清单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负面清单所涉及的项目进行了分类和归纳,刻画和分析了美国BIT中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并探讨了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FTA、BIT中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细则与启示

中美2015年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系统地分析美国已经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谈判提供参考,对我国合理设置负面清单维护国家利益大有裨益。本文基于2005年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2007年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以美国的负面清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行业选择、涉及原则和限制措施等方面予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在未来的中美负面清单谈判提供了方向性指导:选择性地开放不同行业;对敏感度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对影响力不清晰的产业设置"互利互惠"缓冲带;将国有企业列入第二类负面清单;条款设置须具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等。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正负面清单,即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的是国家在引进外资的进程中,以清单的形式列明不开放的经济领域、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黑名单之外的领域皆被允许投资。     

负面清单的行业选择与动态调整

负面清单单内行业选择标准,是我国进一步开放自由贸易区的重要问题。巴格瓦蒂的次优理论可以作为制订负面清单对单内行业进行特殊监管的理论基础。当前应把由于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整而存在着外部性扭曲、增长潜力扭曲的行业置入负面清单,进行特殊监管,审慎对等开放。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单内行业的动态出单来增加行业活力,扩大开放水平。     

＂两个清单＂意义不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公布后,“两个清单”正在成为“热词”。所谓“两个清单”是“企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政府权力清单管理制度”的简称。“企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指的是国家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对企业不能够从事的领域及行为,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的管理模式。而“政府权力清单管理制度”,顾名思义,则是指政府的权力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并且要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的管理制度。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