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

01谁最早提出？ 进入21世纪后,亚洲各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内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和非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亚洲开发银行基于此背景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平等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最终缩小收入的不平等。     

不平等是否弱化了企业家精神——来自转型期中国的经验证据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降低不平等程度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对于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进而实现更"充分"和更"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从企业家精神(创新供给)的角度出发,刻画了不平等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机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及相关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平等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本文发现:(1)机会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企业家精神,努力不平等对企业家精神有积极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倒U型关系;(2)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能部分抵消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激发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下降能部分抵消机会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作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3)机会不平等仍然是制约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而努力不平等尚未起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要降低社会成员的机会不平等同时增加努力不平等,保持适当的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机会平等”下“结果平等”实现路径探析

文章基于事实，分析了我国当前“机会平等”下“结果不平等”现象及其成因，并探析了“机会平等一结果平等”的实现路径。     

发展跨境电商能刺激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吗？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下，刺激消费成为拉动内需和“内循环”的重要落脚点。作为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伸，我国大力扶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期望通过跨境电商改革刺激消费。文章以国务院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案例，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主要分析跨境电商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升了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但对东部地区、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农村地区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家庭样本组的消费提振作用更强。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改革地区的家庭就业、收入和储蓄，并且失业率下降、收入和储蓄提升分别是跨境电商改革提高改革地区家庭消费的间接和直接影响渠道。此外，拓展性分析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缓解改革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问题。     

平等视域下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

当前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从机会平等着手,一方面重视解决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重视解决机会实现过程的不平等.     

“十二五”时期完善公共服务扩大居民消费的思路与建议

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决定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可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改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家庭消费储蓄决策,削弱储蓄动机,进而扩大居民消费。＂十二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规模,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重点完善住房、医疗保障,着力发展基本金融服务,统筹协调公共服务发展与社会转型、经济增长,为居民消费扩大和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

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在公平机会与共享增长中促进社会和谐,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并没有实现包容性增长。因此,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推进包容性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开发人力资源,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供给与居民消费

提升居民消费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信贷供给进而赋能居民消费增长。（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环境较好、经济增速较快、消费水平较高地区的消费提升效应更强。从金融供给端来看，信贷供给也是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传导路径，但基于数字化程度的研究结果表明尚存“数字鸿沟”问题；从消费需求端来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信贷供给主要促进了农村生存型消费及城镇生存型、发展型消费。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

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杠杆率,收入差距提高10％,家庭杠杆率显著提升4.64％;(2)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财富家庭杠杆显著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家庭杠杆水平主要是由住房负债所推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房价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1套房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的影响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为认识收入不平等和家庭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从罗尔斯的正义观看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

本文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出发,对我国目前基础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探究。从而可以看出,尽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却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现象。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教育起点不平等,教育过程的不平等,教育结果不平等方面,而基础教育不平等的根源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均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的,为此必须从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机会的平等调制入手加以解决,实现基础教育的公平。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增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流通效率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作用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流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以及流通效率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效应更强，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提高数字研发创新能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升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来自国家级城市群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4—2019年中国27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经济集聚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空间溢出。研究发现，依托城市群建设所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显著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机制研究显示，城市群建设通过吸引资源要素流入创造“集聚租”,“集聚租”带来的超额税收收入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提供财政保障。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较小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设的政策效果更显著。拓展研究得出，城市群建设会对周边300千米以内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虹吸效应”而非“辐射效应”。     

地区司法质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加强地区法治建设对于完善消费体制机制、扩大内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论证和检验了地区司法质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司法质量改善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司法质量改善对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地区和信誉度较大地区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司法质量改善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居民维权意识在地区司法质量影响居民消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提高居民维权意识可以强化地区司法质量改善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进一步加强地区司法质量建设、培育居民维权意识，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家庭视角

货币政策不仅是应对突发冲击、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工具,而且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效。通过将异质性家庭和货币政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考察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降息不仅能够促进李嘉图和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和就业,而且有助于降低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与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相比,考虑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规则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降低。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规则时,不仅应当考虑家庭的异质性,而且应当考虑可能的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条件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多视角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现状,居住条件和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政府如何落实解决流动人口居住问题及如何确保其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研究有利于政府提出针对化的政策和措施,促进流动人口居住条件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     

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状况及对策简析

两会进程过半,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改革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关于当前贫富分化是否过大及其原因出现了一些争论。从理论上来说,不平等分三类:机会的不平等、过程参与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谈论贫富分化,公众最容易迁怒于结果,但解决此问题,着眼于结果,则可能回到平均主义的窠臼。解决贫富差距需要政府在分配制度,产业政策等方面做出努力,同时也应继续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给低收入者提供教育机会。     

中国式分权、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采用基尼系数对我国城乡、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重新测度,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财政收支分权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是财政收入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负相关,财政支出分权与收入不平等显著正相关;二是财政收支分权对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抑或支出分权对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总体居民;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在不同区制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显著地非线性特征.即从相对较低的第一区制跨入较高的第二区制时,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由负转变为正.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全面构建央地新型政府间财政关系,还可以为促进公平收入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生财政投入不足。本文利用1998-2006年和2007-2012年两期省级面板数据集,对民生财政及其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结果显示: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有显著促进效果,其中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较为显著的挤入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前期挤出效应转变为后期挤入效应,社保就业支出对城乡消费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相比乡村居民的消费增长,教育和医疗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切实提升城乡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增长,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民生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还应注重优化民生财政支出的结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挖掘城乡居民消费潜在增长点。     

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租赁住房家庭相关消费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环节。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需求从“有居”转向“宜居”，居住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长，住房租赁是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居住问题的重要渠道，租金等居住支出成为影响其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基于CFPS数据库，获取北京市租房家庭相关数据，分析租房家庭居住支出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以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住支出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挤出效应”，且租户由于收入、年龄、家庭规模的异质性，在居住支出结构以及对家庭消费影响方面产生差异，并据此提出政策供给层面的对策建议。基于此，应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和长租房建设，精准实施住房保障策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发展住房租赁。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对策探讨

实现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需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双同步。为此,要坚持宏观调控的惠民生取向,在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维护和培育居民消费增长点等方面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