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消费成为扩大内需重要动力的经济环境、农村家庭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现实背景下,研究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因素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农村家庭释放消费潜力,且能推动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收入、失业、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未来预期风险和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重大疾病、经济恶化等方面的事故经历,均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弱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农就业能够缩小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社会网络、技能阶层的消费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农村劳动力有序非农就业,充分释放农村家庭消费潜力,进而实现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老年家庭消费逐渐成为影响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传导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有利于促进中老年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享用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特别是医疗支出占比。消费水平越高，隔代照料对消费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越小。机制分析发现，隔代照料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家庭社会互动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等影响中老年家庭消费。对子女的赡养期望会削弱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文章从消费视角探讨了隔代照料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隔代照料行为和中老年家庭的消费行为，为发挥中老年群体在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收入分化、地位补偿与家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升级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鲜有文献从地位补偿视角出发分析收入分化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收入分化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农户所面对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高，其平均消费水平就越低。农户为了补偿收入劣势所造成的负面情绪感知，会过度追求地位性消费，代价是挤出生存性消费。异质性检验表明，收入相对剥夺会明显提升低收入组农户的地位性消费比例，对其生存性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更为严重。在经济薄弱村庄，收入相对剥夺也会明显增加农户地位性消费并减少生存性消费，而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则可以缓解收入分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扭曲。基于此，文章从拓宽农户财产性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建设文明乡风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空巢对老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老年人口是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6和2018年CFPS数据,综合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机制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讨空巢与老年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空巢会降低老年家庭总消费支出,不利于消费结构优化,经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可信;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年家庭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银发产业和缩小消费不平等方面着手,来推动老年家庭消费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随着移动支付向消费市场的不断渗透,移动支付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本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家庭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与分析,探索移动支付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移动支付有助于释放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以及驱动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移动支付对我国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农村家庭。     

事故经历与家庭消费：“及时行乐”还是“数米而炊”？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事故经历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故经历会使家庭消费不降反升，“及时行乐”效应为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事故经历对家庭享受和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但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事故经历提升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了来自亲友的转移性收入，最终实现消费增加；但结果并未印证预防性储蓄理论的猜想。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事故经历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且这种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不同类型的事故经历对消费也具有差异化影响；对于数字化水平较高、户主较年轻的家庭而言，事故经历的“及时行乐”效应更强。研究为解释家庭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维护家庭经济福利提供有益参考。     

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基于CHFS2019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有互联网金融的家庭恩格尔系数较低，消费结构相对更倾向于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高金融素养家庭、有信贷需求家庭、无金融理财产品持有家庭中更为显著；家庭风险态度在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城镇居民不同养老保障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不同的养老保障类型对城镇家庭消费量及其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家庭相比,参保家庭的消费支出将增加19.2%,拥有退休工资的家庭将增加20.7%;从不同家庭类型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对低收入、老年组的消费促进作用显著;而在消费占比上,家庭用品的消费支出占比相比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显著增加。     

收入不确定性、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中国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而收入波动和疾病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过度敏感性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中的截面数据，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家庭在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并试图解释健康保险的消费平滑机制。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分别有着显著的抑制和促进作用；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冲击作用，有效平滑居民收入曲线，大幅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同时，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越大，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越发突出。此外，相较于农村家庭，健康保险降低城市家庭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平滑消费的效果更加显著。     

城镇化进程中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占中国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房屋拆迁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屋拆迁所带来的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中的耐用品消费,对日常消费总体没有显著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估计值仅为0.02 ～0.03.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一致的是,农业户口、较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金融资产较少家庭的消费反应更大,其日常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家庭消费能力,对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尤为重要.     

隐藏的收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居民消费升级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从住房公积金“隐藏”的收入视角探讨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住房公积金显著促进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且对后者的影响程度更高；（2）从异质性上看，住房公积金对低收入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3）从影响机制上看，住房公积金通过家庭住房的财富效应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文章认为在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背景下，要高度重视其“隐藏”的收入功能，在持续发挥好其住房保障功能的同时，也需充分释放其在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方面的政策外部性。     

数字支付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了吗？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支付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方式的变革。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支付会显著提高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纠正选择性偏误和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即数字支付可以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2）数字支付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两个渠道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而金融素养水平会正向调节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3）数字支付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中表现更为显著;（4）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数字支付使用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以上结论可为全面认识中国家庭消费行为提供新的视角,对于激发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双循环及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互联网使用、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检验了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检验两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是否具有地区差异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但对东部地区家庭的促进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家庭次之,西部地区家庭最弱。学历水平在互联网使用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但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更强,对中部地区家庭的中介效应最弱。政府应当加速互联网建设,充分发挥学历水平的中介效应,但需要关注地区之间的平衡性,避免产生地区间的失衡。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资产配置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将家庭按生命周期分为初始、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对不同阶段家庭的资产配置和家庭消费进行了分析。受近年住房市场繁荣和传统财富观念的影响,各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资产结构中,住房资产占比都最高,现金和存款是家庭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形式。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显著的差异。居民家庭资产总量及资产总价值的变化对家庭消费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住房资产对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家庭均存在资产效应,未预期到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价格变动会促进居民消费,存在财富效应,但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新农保是否缓解了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

文章基于CHARLS2015年和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新农保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总消费不平等程度。基于消费结构的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缓解了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不平等，但对生存型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显著缓解了烟酒日用品和医疗支出的不平等，但扩大了食品消费的不平等。机制分析发现，新农保对消费不平等的缓解效应同时体现在参保环节和领取环节，且在领取环节更为突出。这表明新农保既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安全预期，也有利于直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释放其消费需求。新农保更大程度地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释放，使低收入参保人的消费支出相较高收入者提升更多，是新农保降低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机制。相关结论表明新农保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这为评估新农保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也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     

制造业中心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城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从而形成对各类消费品的需求。与市场距离更近的劳动者有更高概率参与到非农就业中，从而获得更高工资。因此，探讨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HIP1988—2018年微观入户数据考察制造业中心距离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家庭收入与资产等变量后，农村家庭与制造业中心的距离增加将抑制农村家庭消费，特别是对食品消费、居住消费和家庭设备消费一直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与上海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食品消费占比（恩格尔系数）越高；与上海、广东或当地省会距离越远的农村家庭，其居住消费占比越低。但农村家庭与上海或广东的距离对家庭设备消费占比的影响经历了由负转正的变化。     

值得探讨的家庭消费观念与结构

<正>家庭消费是社会最终消费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生活消费品生产和销售的总量;家庭消费需求的变化,隐藏着尚待开发的消费品市场的前景;家庭消费结构的调整,不仅仅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生活的质量,而且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变动。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文章利用北京大学CFPS调查2010、2012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以双重差分-倾向匹配法构造了反实事分析框架,估计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医保政策对于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医保带动农村消费的同时也加重了农村家庭医疗支出负担;从分收入层次看,医保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正向影响显著且大于城镇低收入家庭。     

收入来源多样性、退休与家庭旅游消费的关联性分析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对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都产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如何缓解退休带来的收入递减效应,提振退休家庭消费需求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来源多样性、退休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表明,退休不利于低收入和社保"乏力"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增长,但有利于高收入和社保健全家庭...     

试论家庭消费结构扩散功能

单个或一些家庭的消费结构具有向其他家庭的传播、渗透和影响作用,这是家庭消费结构的扩散功能。研究、分析家庭消费结构扩散功能的特征和构成情况,更好地利用这种扩散效应促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家庭消费更加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