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影响下的外出就餐消费

本文以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作为微观数据来源,并匹配相关的城市数据,构建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外出就餐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家庭的外出就餐消费支出,且居家就餐并不会形成对外出就餐的替代。平均来看,年均PM2.5浓度提高1%,家庭年外出就餐消费支出减少0.546%。在异质性分析中,空气污染对外出就餐消费的影响因样本组的不同而不同,空气污染对城市流动人口和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人群的外出就餐消费的抑制效应要高于城市本地人口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人群。在机制分析中,空气污染通过减少外出就餐频率、增加医疗保健支出以减少外出就餐消费支出。本文的研究为改善空气质量以促进外出就餐消费提供了经验证据。     

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型社会,基于CGSS2021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模型来探究其对绿色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素养中的环境知识、环保意愿、环境责任、环境关注四个变量均对居民绿色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体特征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于居民绿色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外部因素中的中央政府参与环境保护的程度对居民绿色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结果,探究其可能的解释机制及影响路径,分析中国居民绿色消费的现状及问题,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居民绿色消费现状,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     

房产税是否抑制了居民消费——基于沪渝改革试点区的DID分析北大核心

房产税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其施行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效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以2007-2015年全国35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DID模型检验了上海和重庆房产税试点对居民消费、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居民发展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站在居民消费视角来看,我国房产税试点中不存在明显的政策预期效应;房产税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且对居民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力度更大;对居民生存型消费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却并不显著。因此,在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同时,需要对房产税的税制设计进行优化,着力弱化其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     

欧盟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1996～2009

文章使用了1996年到2009年9个欧盟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在考察居民消费行为基本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政府消费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消费率的增加显著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但是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分别会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0.31和1个百分点,但教育支出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江苏省南通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加快步入老龄化时代为背景，以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江苏省南通市为例，利用其2012—202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使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全体居民的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结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养老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收入不确定性、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中国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而收入波动和疾病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过度敏感性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中的截面数据，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家庭在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并试图解释健康保险的消费平滑机制。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分别有着显著的抑制和促进作用；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冲击作用，有效平滑居民收入曲线，大幅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同时，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越大，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越发突出。此外，相较于农村家庭，健康保险降低城市家庭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平滑消费的效果更加显著。     

互联网金融对农户线上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乐山市实地考察数据

文章以互联网理财、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借贷的使用来综合衡量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使用情况,并依据四川省乐山市589个村镇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了乐山市农村互联网金融使用对农户线上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理财、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借贷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线上消费决策,并且,互联网支付对于农户线上消费决策的影响要依次大于互联网借贷和互联网理财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影响效应在受教育程度更高、手机支持上网、网络使用便捷的农户群体中更为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文章提出优化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引导农村消费政策设计、普及互联网金融知识等促进农村消费转型升级的改革和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分位回归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2年省域数据,采用面板分位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面板分位回归可以比普通面板回归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对于文化消费处于不同水平的城镇居民,各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于文化消费水平较低的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正向影响最大;对于文化消费水平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是释放文化消费潜力的最显著推动因素;政府文化投入对刺激文化消费有一定作用。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儿子、房子与票子: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性别比逐渐失衡、房价不断高涨，久受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中国家庭父母不得不通过压缩家庭消费来为子女未来婚嫁做准备。文章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独生子女性别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生子家庭的消费支出显著少于独生女家庭，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分位数回归法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独生子家庭迫于更大的婚姻市场压力会比农村独生子家庭更多地压缩家庭消费；三线城市独生子家庭出于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考虑以及受高房价、低生活成本的影响会比一二线城市家庭更多地挤出消费支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婚姻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地区，独生子家庭挤出的消费越多。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对家庭住房购置的数量产生影响，随着地区婚姻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独生子家庭相较于独生女家庭倾向于购买更多的住房；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住房数量是子女性别影响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独生子家庭会随着住房数量的增加挤出家庭消费支出。对此，文章建议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坚持“房住不炒”政策、通过影视文娱等媒介输出正确婚嫁观，为缓解我国居民消费...     

城镇家庭教育消费对其他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理论模型对家庭教育消费和其他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使用PanelData经济计量模型根据我国不同省区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各省区居民教育支出的大幅度增加都或多或少挤占了他们的其他消费,对西部低收入省区居民的负面影响最大。     

浅论王府井商业街的商业结构的调整

商业结构的不合理,不利于商业中心区综合效益的发挥、商业活力的持续发展,甚至对城市活力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王府井商业街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地位及居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多样性也要求通过其商业结构的合理配置来支持北京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研究家庭老年照料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协同应对释放国民消费潜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利用CFPS2010、2016和2018年的家庭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加入交互项方法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会显著增加家庭消费总量，同时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有着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高强度照料家庭中，促进作用会受到明显抑制，且不再有助于消费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PSM倾向得分匹配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可靠。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照料会通过向下的代际转移对消费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从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而家庭老年照料导致的“收入惩罚”效应和健康风险提高则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存在显著的收入、城乡和区域差异，对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有着显著影响。巩固家庭老年照料的基础地位、围绕家庭照料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释放家庭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高强度照料、低收入、农村与西部地区家庭应是政策的首要关注对象。     

上海服务性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1980-2010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数据的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衡量服务性消费需求的人均生产总值、体现服务产品供给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以及影响居民消费观念的居民受教育情况对服务性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由此,针对未来上海加大服务性消费支出提出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自身文化修养等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对居民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文章采用两部分模型和PSMCMP方法,通过基准回归和异质性检验,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和水平,这种影响在解决潜在内生问题后依然稳定;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旅游体验满意度来促进旅游消费,并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影响;尽管数字经济未改变家庭必需品消费支出比例,但它推动了家庭消费结构转型。因此,应通过数字赋能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数字资源与文旅实物资源的高效对接,推动旅游消费机制创新,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支付影响农户消费吗?——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行为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构建了数字支付影响农户消费的理论框架.利用2017～2018年的2761份微观调研数据,借助ESR模型和IVQR模型研究了数字支付对全样本农户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消费水平农户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数字支付能显著提高农户的消费支出,且消费效应对不同消费水平农户有显著差异;数字支付对低消费水平农户的消费效应呈倒"U"型分布,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数字支付产生的消费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数字支付使用频率方面,偶尔使用数字支付就能显著改善农户的消费情况,频繁使用数字支付所带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明显.基于此,建议通过普及数字金融知识、丰富数字支付渠道等措施,激发农村消费潜力,助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高支出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数额庞大，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国居民教育消费潜力巨大，刺激教育消费能拉动内需。本文通过分析发现，虽然我国城镇居民增加了教育消费，但这可能是中低等收入家庭压缩其他基本开支达到的。这说明庞大的银行储蓄并不代表现我国居民有在不影响其他消费前提下增加教育消费的能力。因此，过高的教育消费不但不能有效地拉动内需，并且还会影响教育公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老年家庭消费逐渐成为影响内需扩大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传导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照料孙子女有利于促进中老年家庭总体消费水平和享用型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特别是医疗支出占比。消费水平越高，隔代照料对消费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越小。机制分析发现，隔代照料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家庭社会互动水平以及互联网使用等影响中老年家庭消费。对子女的赡养期望会削弱隔代照料对中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文章从消费视角探讨了隔代照料的经济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隔代照料行为和中老年家庭的消费行为，为发挥中老年群体在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EKC模型的天津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研究

文章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选取了主要大气污染物等相关制订标准,搜集了相关数据采用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法来对天津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分析,获得相应的空气质量数据;[1]随后根据天津市人均GDP和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来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来对天津城市GDP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再利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将天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和GDP增长关系进一步融合并研究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可以准确表达城市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有助于政府部门发展经济找到更科学的方向。     

新农保是否缓解了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

文章基于CHARLS2015年和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发现新农保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总消费不平等程度。基于消费结构的分析发现，新农保显著缓解了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不平等，但对生存型消费不平等的影响不显著；显著缓解了烟酒日用品和医疗支出的不平等，但扩大了食品消费的不平等。机制分析发现，新农保对消费不平等的缓解效应同时体现在参保环节和领取环节，且在领取环节更为突出。这表明新农保既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安全预期，也有利于直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释放其消费需求。新农保更大程度地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释放，使低收入参保人的消费支出相较高收入者提升更多，是新农保降低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机制。相关结论表明新农保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这为评估新农保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也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     

房价上涨对升级型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趋缓,其原因尚未得到合理解释,文章试图从房价上涨这一角度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根据CHFS(2011)微观调查数据及各个城市2011年的房价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房价上涨抑制了升级型消费支出,房价每上涨1个百分点,升级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下降0.0281个百分点,并且对拥有多套房产的居民来说,房价上涨对升级型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房价对于不同地区居民升级型消费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减少了居民升级型消费,而中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的升级型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