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城市数字金融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研究

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将城市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企业绿色化转型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测度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复合系统协同度的基础上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应建立城市数字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机制,制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推进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数，以2011～2021年中国全行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成本、增强运营效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绩效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注重对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服务，推动中国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新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而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基于企业能力理论,探索数字化能力（核心竞争力）、组织韧性（动态适应力）视角下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市部分高精尖企业为样本,通过26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韧性在企业家精神和数字化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组织韧性调节了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推动新时代高精尖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通过发挥头部企业优势来释放数字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头部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基础上,本文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从理论层面考察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追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竞争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头部企业与成立时间短的头部企业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大。本文为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大带小”的作用,推动行业内头部企业与追随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缩小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获取数字化转型数据并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企业劳动投资过度和缓解劳动投资不足。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机制，且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创新能力是关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度招聘、解雇不足以及招聘不足等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均显著存在。该研究结论为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资源编排视角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及价值创造——以南方航空为例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数字经济进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以南方航空数字化转型为例，利用资源编排理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及价值创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南方航空从人才、技术、客户、数据等方面整合传统资源和数字资源，打造不同功能的数字平台，提升公司治理能力，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效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南方航空的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等方面都起到正向影响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的重要方式,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合考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利用文本挖掘和人工阅读相结合的方法,从二维角度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提高审计质量;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商业模式创新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出现在盈利、机构持股较高及非国有企业里,并且在2015年国家实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方案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审计后果,为注册会计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错报风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数字营销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倒逼企业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应运而生,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企业营销职能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题。本文尝试探讨数字营销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首先,对数字营销的概念和特征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数字营销在产品、价格、分销、促销四个实践域上的实施状况,分析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发现数字营销可以通过产品、价格、分销、促销四种策略发挥特征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测度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之与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据此考察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尤其促进了企业的发明创新和实用新型创新，其中主要发挥作用的是融合应用维度和数字政府维度，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企业创新要素、创新环境和创新发展策略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鉴于此，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掣肘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障碍；城市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企业应适时适度地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解析——以WD装饰企业为例

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传统技术与数字化技术融合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面对新发展形势，建筑装饰企业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低碳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从装饰企业发展现状和数字化转型内涵出发，分析了数字化时代装饰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WD装饰企业为例，对传统装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了解析，以期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