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态视角下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实现人入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使我国人口生态问题日益显现.文章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源,从生育文化、法律法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奖励帮扶、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对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与生育政策有关吗?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偏高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更是成为国内外人口学家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各级政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也予以了高度的关切。     

关于通过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关规定,分析、规类地方立法的主要类型,指出地方立法的效果及不足,提出了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建议。     

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对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分析,提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

该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概要的分析,并讨论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该文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今后20年左右劳力资源丰富、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仍然较低的"人口红利"机遇,大力发挥我国在劳力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2025年之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严峻挑战以及扭转出生性别比与女婴死亡率大幅超常偏高的危险倾向.     

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研究—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县级资料多因素分析报告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6.86。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是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全国2869个县级单位的五普数据进行了多因素分析.就全国来看,妇女社会地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切实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使出生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     

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

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与养老金缺口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概要的分析，并讨论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本文认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今后20年左右劳力资源丰富、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仍然较低的“人口红利”机遇，大力发挥我国在劳力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努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2025年之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严峻挑战以及扭转出生性别比与女婴死亡率大幅超常偏高的危险倾向。     

创新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

在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数据面前,政府垄断型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实现政府垄断型工作机制到公众参与型工作机制的转型,不仅将大大减少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过程中的阻碍和成本,有力推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口领域公民社会的发育,丰富政府在包括性别比在内的人口治理问题上的策略选择。     

江苏人口安全目标选择与人口计生工作机制创新

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基本实现现代化,如何应对人口安全问题的挑战?针对人口老龄化加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红利衰减等不安全因素,江苏省创新人口计生工作机制,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推进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适时调整利益政策导向,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强化特殊社会群体管理,以能最大限度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关爱女孩行动”可以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吗?

20多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失踪女孩"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重视,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进行治理,特别是在2003年启动了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试点工作,预计在2006年在全国推广,进行高出生性别比的综合治理工作."关爱女孩"等综合治理高出生性别比的专项行动,是否能够真正有效?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未来到底会呈现何种趋势?在本文中,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实践结果,结合国际治理高出生性别比的经验,试图回答"关爱女孩行动"和治理高出生性别比关系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我们对国家未来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的一些认识和想法.     

从出生性别比看我国城乡人口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视角的现实考察

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整体状况及原因:社会文化因素如传统的"男孩偏好"思想和从夫居的婚居模式;经济体制因素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政治制度因素如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和非法的性别选择技术的运用。最后提出优化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对策措施应当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加大宣传男女平等,消除"男性偏好"思想;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倡导新的婚居模式;严禁非法婴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妇女权益。     

中国的女孩生存:历史、现状和展望

基于已有的数据、研究成果及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干预实践,对有关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研究和实践进行回顾式的评述和展望。中国一直存在对女性的歧视,近年来中国持续升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反映出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和女孩生存风险恶化。对女孩的歧视包括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歧视。描述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女孩死亡水平的水平、趋势和区域差异,分析了女孩生存环境恶化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及其引发的人口和社会后果。通过比较国际社会的经验和中国政府及社会的认识与行动,讨论了改善中国女孩生存的前景及相应的措施。     

养老模式变迁与养老产业发展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人口流动加剧的过程中我国养老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养老中通过居住形态的变化赋予儿女平等的赡养义务,这既是家庭功能弱化趋势下的家庭策略,也是弥补社会养老支持不足的对策。本文从城乡家庭父辈和子代的居住形态的变化探讨了我国养老模式的变迁,重点结合新型婚居模式下养老安排的分析,探讨了家庭为满足成员的发展需求而做出的策略性调整并形成家庭制度性变迁的过程。现有的养老产业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加快我国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进程,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势在必行。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现状与问题——对青岛市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的调查

对青岛市20世纪70年代政府实行“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部分城市青年独生子女家庭进行了调查。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很重,问题很多,会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全社会应及早重视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探析

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江西省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应对措施。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政府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挤入”与“挤出”效应的研究

目前中国养老出现了一种现象,在一些大城市里家庭养老的责任在逐渐下降,虽然中国养老金的覆盖面不广,差距较大,但是拥有养老金的老人越来越少,得从子女那获得经济帮助,反而还要为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老年人在自己可以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要背负对成年子女的家庭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在研究政府养老是否对家庭养老具有"挤出"或者"挤入"效应,了解政府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力度,给提高老年人福利,促进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平衡发展提供政策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