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被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分析所忽视。本文通过扩展传统的增长核算理论,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并利用中国1978—2009年数据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每年拉动1.1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中国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

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贡献效应和间接贡献效应。中国农业发展的产出贡献、市场贡献和要素贡献显著,且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资本贡献和外汇贡献减弱,且在当前的市场、资源和环境约束下,不应以外汇贡献来衡量农产品贸易贡献,而应通过农产品贸易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农产品进口的资源效应。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53-2007

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政府的科技投入是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举措是不断提高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的科技投入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9.11%.科技投入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科技投入的最终效果体现在经济增长上.因此,必须不断提高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让科技投入步入法制化轨道,国家立法规定政府每年将一定比例的GDP或财政收入投入到科技领域,建立和完善适应科学研究规律和科技工作特点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     

技术转移投入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滞后性分析——以北京市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将技术转移投入要素分为技术转移经费、技术人员和技术知识三部分。以经济产值为产出,利用投入产出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构建具有滞后影响的贡献度模型。重点从滞后性角度考察了2001-2011年北京市高技术产业技术转移中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技术转移投入要素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发展且经济贡献均有滞后性。经费要素经济贡献滞后性小,技术人员和技术知识的贡献滞后较大,北京市每年GDP增长主要受到技术转移活动中前1年的经费要素投入以及前3年的技术人员和技术知识投入的推动。最后本文为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技术转移活动中各投入要素的效率和效益提出建议,以更好的促进北京经济高效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探析

该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机制。与文化遗产无关和相关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表明,成功申遗将通过直接需求效应和外部性效应两种机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证检验表明,申遗成功对地区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的经济效应。     

福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详细测算了福建省历年资本存量,同时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可变弹生产函数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福建1978-2013年期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79-2013年期间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33.5％,但整体看,是偏低的.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出现下滑,近6年平均仅约22.5％.未来要极大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     

测度高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新方法——菲德模型

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模型,已不能有效地解释基于信息技术的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菲德模型的分析框架,构建出测度高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新模型。该模型可以完成以下测度: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高技术部门和非高技术部门之间边际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并据此分析了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江西省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本文以江西省1997-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被解释变量,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科技投入、科技进步的时间序列为解释变量建立C-D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分析科技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结果显示:(1)从1997年到2007年,江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是有影响的;(2)在此期间,科技投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约是0.1243(或者0.1393:这是考虑了科技投入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的贡献率)。说明,科技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的贡献率不显著;(3)通过考虑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之后,可以得知,要促进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科技投入的总量,更应该重视科技投入的结构。     

内蒙古金融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直接贡献、间接贡献两个方面分析了内蒙古金融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建立双对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内蒙古GDP增长与银行信贷投入量和资本市场融资额的定量关系，得出信贷投入量与GDP增长高度相关，而股票市场筹资额对GDP影响并不显著且呈现负相关趋势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心理学对经济学的现实贡献

本文从心理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分析入手,以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和萨勒的"心理账户"理论为实例,系统地介绍了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新贡献.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The Contribution of Privatization to Welfare

The primary focus of this work i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ivatization debate rather than on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truth or validity of each of the many claims and counterclaims that have been made for the practice of privatization. The main objective is to discover why the issues remain controversial and whether there are prospects for reconciliation.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evidence examined suggest there is no well-formed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and no well-formed opposing theory. In the absence of a convincing theory, the authors conclude they expect the debate to continue on the lines of competition, free markets and choice versus complaints about unfulfilled promises and unexpected costs, corruption scandals and disadvantages to the poor, and suggest possible ways forward.

On Sustainable Pay-as-You-Go Contribution Rules

An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aces the major risk,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political risk,"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do not agree to contribute as much as expected. In order to account properly for this risk, the paper considers a polit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support to the system is asked from each new born generation.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economy that is subject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As a consequence, the political support varies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intragenerational redistribution, risk aversion, financial markets, governmental debt—on the political sustainability of a pay-as-you-go system is discussed.     

论高等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功效

在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对提高国民素质、创造科技成果、推动经济发展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要功能，对于认识高等教育的本质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商品对人类福利贡献的研究

毫无疑问，商品消费在人类福利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商品并不总对我们的福利有贡献，其甚至会使我们的福利受损。因此，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商品是如何及在什么条件下对我们的福利有贡献？”本文即试图从哲学视角回答这两个问题且形成一些政策建议。福利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的利益所在。然而，对什么是一个人的利益所在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福利的偏好满足观，我们想要的便是对我们有益的；实体价值观意味着一些客观、可确定的价值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益的；享乐主义则认为愉快是唯一的实体价值。我认为，要为福利做出任何可信的阐释，个人偏好必须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只有在我们的终极偏好得以实现时，它才会对福利作出贡献。工具性偏好也许是错误的，它或许会导致人们终极目标的落空。基于对福利的讨论，本文考察了商品和福利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太可能对商品有终极性偏好，因此，我们或不会因自己的选择而降低了自身的福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观察到因商品消费而致使福利损失的现象，例如，食用变质食品而得病。可见，我们尤为关心的是一件商品所提供的特质而非直接的商品的本身。当然，即使一件商品包含了被冀望得到的特质，对该商品的消费也不总会提高福利，原因在于我们有可能缺乏使用这些对我们有益的属性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我们通过消费而旨在实现的实际上是那些有价值的机能（functionings）。我们的生活恰恰由这些“存在（beings）”和“活动（doings）”组成，其质量也就可以通过机能的质量来判断。机能是我们终极偏好的目标，而商品只是实现终极偏好的工具。这里关于商品对人类福利贡献的解释可成功地用以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目标。我们不需进一步论述机能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愉快不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全部，它更应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机能。类似地，对于自由、能力等概念，我们都可以有同样的理解。商品从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福利。换言之，存在内在价值的商品也会在工具层面有益于我们，因为前者贡献了某些有价值的机能。总之，商品对人类福利的作用并不受制于福利诠释的选择；在福利的实体价值观和偏好满足观框架中，这一逻辑是成立的。为使商品对福利有积极、正面的贡献，消费过程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商品需具备贡献有价值的机能的特性；其次，消费者将这些特性转换成有价值机能的能力。理解这些条件有助于我们形成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政策。在商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和教育，从而使之能够作出有效的选择。如果人们被剥夺了基本机能（如营养或健康），公共权力部门会经常性地直接向其提供必需的商品。他们必须确保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方法是最有效的，而且在商品提供过程中还应兼顾社会和文化结构等背景因素的影响。对商品和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详尽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消费者理论中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完全掌握的假设事实上已将选择与福利视为等价，它忽视了消费过程中减少福利的所有问题。当我们允许这些问题发生时，我们才会明白这些错误到底是来自何处。福利的偏好满足的哲学理念及其实际应用都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人们经常想得到的和最终选择的事物往往对他们毫无益处。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一问题通常因缺乏信息和能力而起。增进对商品的了解会提高改福利；不过，商品只是消费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政府更应关注商品的特定属性及人们应用这些属性的能力。     

Relational Political Contribution under Common Agency

Motivated by commitment problems of contracts in lobbying, this paper studies a model of a repeated common agency where monetary transfers must be voluntary. First, we show that the optimal punishment strategy for a principal takes a two‐phase schem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punishment characterized by Goldlücke and Kranz. Second, we investigate whether an outcome of standard menu auctions with binding contracts can be supported by implicit contracts. We define the environment to be more preference‐diverse if an efficient decision is less attractive to each principal. We show that the discount factor must be high to support the outcome of the standard menu auction if the environment is preference‐diversified.     

FDI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

投资水平严重不足,资金紧缺已成为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FDI可提升产业关联度、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江西FDI的战略定位构想是建立生态产业集聚园、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区域性资本市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人才.     

论按贡献分配

本文认为，按贡献分配将劳动与其他非劳动要素统一于生产要素，将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统一于社会贡献，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统一于按贡献分配。这一原则体现了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等时代性，把握了按贡献分配规律的必然性，是我国分配理论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