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价值认知与农户融入市场化生态补偿——以化肥减量施用为例

基于吉林省316户水稻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样本,以化肥减量施用为例,运用SEM方法实证检验农户分化、价值认知对农户融入市场化生态补偿的影响,并分析不同群组间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农户分化不仅是激发农户融入市场化生态补偿的直接动因,而且通过影响价值认知间接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多群组分析发现,较之浅分化农户,深分化农户群组中推动农户融入市场化生态补偿的路径更多且影响更加强烈。     

资本下乡中农户的合作行为、合作意愿及契约选择意愿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农民的合作意愿容易被忽视，甚至出现农民利益被侵害的现象。本文从微观农户视角出发，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Binary Logit Model和Multinomial Logit Model模型，对比分析农户对资本下乡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意愿，深入分析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意愿，并识别影响农户行为和意愿的因素。研究表明：第一，资本下乡中农户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意愿的差异显著，合作意愿高于合作行为。第二，农户的合作行为受自身生产特征、工商资本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第三，农户的合作意愿受人口特征、生产特征和工商资本特征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显著。第四，农户契约模式选择意愿与户主受教育年限、农业设施投资以及工商资本是否提供支持密切相关。     

西南边疆民族村农户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集,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方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无显著性.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农户选择兼业经营的经济学分析

农户的兼业经营行为是农户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合理配置家庭现有劳动力资源、追求家庭总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政府应以尊重农户对更高收益的追求为前提,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利用市场力量调节农户生产行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户采用蔬菜IPM技术的调查与评析--以四川省为例

基于四川省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户对IPM 技术的认知情况及采用意愿。结果发现,农户对IPM 技术的熟知程度较低,但是采用IPM 技术的意愿较强烈。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成员健康水平、IPM 技术的获取渠道及认知水平、市场因素等都会显著影响农户采用IPM技术的意愿。研究还发现,满足家庭自身需求的自给农户更多的是出于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因素的考虑而采用蔬菜IPM 技术,满足市场需求的大规模农户更多的是考虑采用IPM 技术是否会显著提高种植收入。     

家庭特征对农户兼业经营的影响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湖南省新化县为例,研究了家庭特征对农户兼业经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劳动力数对兼业的影响很大,家庭结构和家庭人口数对兼业影响不大,家庭劳动力年龄和兼业负相关,以及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是否兼业影响不大,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     

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基于风险管理行为的调节作用

水稻收入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创新的重要险种。基于江苏省3市6县（区） 46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实证检验了风险感知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并考察风险管理行为和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风险感知水平对农户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农户自然风险管理行为负向调节风险感知水平对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第三，从经营主体类型看，自然风险感知水平对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水稻收入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优化水稻收入保险合同条款、完善农业保险服务网络、加强农业风险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健全多层次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食品可追溯体系的主体行为与管制政策——基于消费者、 农户与企业的研究

保障食品可追溯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掌握食品可追溯体系推行过程中消费者、 农户与企业行为的动态.本文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有关数据,运用假想价值评估法研究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消费者额外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消费者在有无额外支付意愿的情况下,农户与企业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参与意愿,并探讨政府的最优激励行为.结果表明:27.9％的消费者不愿意为可追溯食品支付额外价格;家庭收入、 教育程度、 家中有无小孩、 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度和监管评价等是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额外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是激励农户与企业参与到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重要手段.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对比视角下的湖北省水稻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武汉、荆门两地749份问卷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市和荆门市两地农户水稻保险购买意愿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湖北省目前影响农户购买水稻保险意愿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表明:水稻种植面积、家庭收入水平已经不是当下湖北省水稻保险购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投保满意度、认知程度等农户的主观态度才是真正制约湖北省水稻保险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规范水稻保险的经营来提高农户的参保率是接下来湖北省水稻保险发展的重中之重。     

农户节水灌溉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实证

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效率低,威胁着国家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而发展节水灌溉设施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节水灌溉设施有赖于农户合作供给,因此对农户合作供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基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40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选取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信任、声望、参与、规范和互惠等维度,分别构建二元 Logistic 模型和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在节水灌溉设施合作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资本各维度都与农户参与意愿正相关,然而,关系网络规模、社会声望和互惠等维度与农户支付意愿却是显著负相关;此外,农户受教育程度、节水灌溉意识强度、务农人数在家庭总人数中的占比均与农户参与及支付意愿正相关。继而提出了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中的作用;培育以契约信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资本;激励农民参与社区活动,形成具有特色的现代社会规范;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和对节水灌溉重要性的认知程度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信息传播培养理论视域下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对甘肃省19个县（区）542农户的调研分析

大众传播媒介及农业信息服务网络通过环保信息传播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进而影响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基于信息传播培养理论,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信念—价值—规范”理论构建亲环境行为理论模型,并采用甘肃省19个县（区）542户样本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环保信息的有效传播可以潜移默化地强化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农户的亲环境价值观、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责任归属均对其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农户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水平对其亲环境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应提高农户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加强对农户亲环境价值观及主体责任认知、亲环境行为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并充分发挥农村干部、党员、能人等的带头示范作用,以有效促进农户亲环境行为。     

农户种植业生产及其要素替代分析——基于联立方程模型

基于陕西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多投入—多产出农户的农作物种植行为、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多投入—多产出农户的农作物种植行为比较复杂,不同产品生产存在明显的交互影响,使用联立方程模型方法能够取得较好的估计结果,对当前多样化经营农户种植行为有着良好的解释力与政策寓意;而基于生产函数估计的要素边际替代率估算及其影响因素的联立方程估计,对生产函数所揭示规律的深入分析有着重要推进作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多投入—多产出农户农作物生产,并未严格地按照直观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加快推进传统农业的系统改造成为必须。     

农民土地征收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四县564户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河南省濮阳县、杞县、固始县、汝阳县失地农民的深入调查,基于564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失地农民被征用土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满意程度及对征地后生活改善预期、征用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农户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有非农劳动技能等因素对失地农民土地征收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为此建议:应当建立多元化征地补偿方式,提高补偿标准;加速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失地农民无后顾之忧;完善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与创业帮扶机制,使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等.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农户理性与政府理性

作为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经济主体,农户和政府的行为选择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综合权衡的结果。基于在广西农村的抽样调查分析发现：“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等传统观念以及“祖宅意识”降低了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老年人）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在城市生产生活的稳定性和保障性较弱的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意愿较低,还有的农业转移人口由于不确定远期利益得失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对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价值理性,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并通过有效利用集体土地彰显宅基地退出带来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引导农户合理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要坚持“量力而行”“因时因地制宜”“多举并行”的工具理性,不但要在补偿标准上尽量满足农户的现实需求,更要以持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和程度以及农户退出宅基地后的生产生活质量为重心,有序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工作。     

政策认知、确权方式与土地确权的农户满意度

民众的政策评价是衡量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维度,有必要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分析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效果。利用对苏、鲁、赣、皖四省农户的591份调研问卷,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考察农户的政策认知和地方政府的确权方式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了解程度和工作参与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满意度,而确权方式由于本身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农户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平原地区的农户和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较高,而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农户满意度较低。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强政策宣传、积极引导农户参与等方式提高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采用何种确权方式既要尊重农户真实意愿,又要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