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谈判催生低碳时代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虽然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但参加大会的各方代表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尽管如此,它所指出的方向也将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后京都谈判。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把气候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就表现出负责人的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其中。但随着国内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针对的焦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谈判立场逐渐背离在气候谈判之初《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意图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纳入强制减排范围,逃避其历史责任进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南北对立格局一直贯穿气候谈判的始终。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压力,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章主要利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的的双层博弈模式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试图打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两难困境。     

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国际审评机制研究

即将于2013年至2015年启动首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审评工作将重点评估全球长期目标的充分性以及实现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意味着可能在当前“控制温升不超过2度”目标基础上提出新的更严格的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可能性,涉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时间框架、2050年减排目标等核心关切,并关注长期目标是否能实现、存在多大差距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将对后续“德班平台”谈判进程中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和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对长期目标国际审评机制谈判进展、当前国际审评机制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未来国际审评机制模式设计的建议,包括审评前期信息收集和汇编、审评专家对话和评估研究、审评综合报告撰写和汇报等方面.     

气候变化背景下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立法的最新实施规则论析

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全球变暖是当前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采取经济、技术与法律等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在国际法层面提供了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并规定温室气体减排任务,需要各国建立自己的气候应对法律制度以落实公约的执行.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虽然游离在《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以外,但为发展低碳经济,确保在未来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应对国际国内减排压力,美国国内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更新.本文介绍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内法重要内容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适用法规的最新进展,分析其温室气体排放许可适用新规的特征、发展动因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国内影响,以期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法律规制提供借鉴.     

国际“减排”谈判风雨路

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而进入倒计时状态时,全球190多个国家的代表按时坐到了非洲德班国际会议中心的谈判桌前,以试图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为2013年到2020年全球各国的减排勾勒出一幅具有约束力和协同性的新框架与机制。然而,     

华沙气候大会的博弈与承诺

<正>2013年11月11日至2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这是自1995年以来,公约缔约国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责任分担的第19次谈判。"华沙谈判是一次过渡的会议,它主要是为今后谈判取得大的进展奠定基础。"长期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指出。     

全球气候治理发展新趋势及中国战略选择

当前气候变暖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已成为深入讨论的热点,也是全球各国需要通力合作、不断改善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趋势。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及趋势,文章总结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贡献,并就气候治理问题提出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     

国际“减排”谈判风雨路

各国代表试图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为2013年到2020年全球各国的减排勾勒出一幅具有约束力和协同性的新框架与机制,然而,新一轮谈判显然仍难以化解不同经济体的利益纠葛。     

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碳金融”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准确地说是起源于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生效。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在《公约》之后,     

巴黎气候大会开启气候治理新时代

正2015年12月12日注定将载入史册。这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次大会在法国巴黎布尔歇会场圆满闭幕,全球195个缔约方国家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这也成为历史上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巴黎协定》的出台,让全球气候治理结束了群龙无首的"无政府时代",被称为自京都会议之后全球最为重     

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边界:一个比较分析框架

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研究热点,但学术界鲜见对二者做出清晰的区别边界和对比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理论和实践进程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目标、主体、对象和机制,并构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理念、理论和模式框架。     

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的问题与对策

国际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机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其目的是允许附件一缔约方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而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可以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议定书>减排目标的承诺.     

数字治理平台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的多元机制:以"社会治理云"与"微嘉园"为研究对象

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智能化平台已经成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已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促进政社合作生产的现象与过程,但鲜有文献讨论数字治理平台如何提升政社共治有效性.从数字治理平台的功能维度出发,文章构建了数字治理平台打通政府与社会"双循环"的三大机制:参与机制、中介机制与动员机制.基于对浙江省数字治理平台的考察发现:数字治理平台的参与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多元治理主体,中介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互动规则和制度基础,动员机制为政社共治提供了目标共享、资源整合等动力基础.最后,文章探讨了数字治理平台在政社共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浅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都渴望和平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位,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主要参与者、践行者,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围绕未来中国如何更进一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探寻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未来路径。     

低碳经济条件下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政府管理视角

白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目前全球共有194个成员方签署了该公约,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之一。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对二氧化碳减排提出明确要求。尽管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水平,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论述、理念与方案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自身发展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共同需要。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开展全球性问题的科技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实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和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谈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与联盟的建设,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做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将全球科技治理视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次领域,并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德班气候大会成果差强人意

<正>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召开。此次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全球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专家学者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参加了会议。     

国际气候谈判机制及其优化研究

国际气候谈判历程已经历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长期以来围绕是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博弈,致使国际气候谈判成为一个长期性、复杂性与曲折性相伴的缓进过程。随着参与主体间力量与利益分化与重组加速,国际气候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和曲折,因而只有认真审视国际气候谈判发展历程,围绕和平与发展主题,积极探索资源导向型、民主对话型、可持续发展型谈判机制,促进各方加强彼此认识、信任与合作,才可能实现各参与主体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协同治理。     

从哥本哈根到墨西哥城:国际气候谈判评价与反思

国际气候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稀缺战略资源的排放权的分配，影响到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其演进由科学研究、国际政治与经济战略格局、相关方利益等各个方面推动。未来中国在应对气候谈判的方略上，应该在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坚持对内对外“两手抓”，必须明确“排碳”是一种主权，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全球治理构架

跨国公司经营活动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其社会责任治理超越了国家中心范式,需要进行全球治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全球治理框架建立在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国家政府和政府性国际组织等主体之上,通过组建"超权威"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来进行全球统一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