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 振兴中华——四通总裁段永基再谈一、二次创业

二次创业,是段永基早在1991年为“四通”制定新的十年发展规划时就提出的口号,如今早已成为民营高科技企业、乃至全国其它企业的共识。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段永基再次向新界谈了他对“二次创业”的设想及“二次创业”成功对我们民族工业的意义。 一次创业,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在“自筹奖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下,我们尝试着建立一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企业。二次创     

谁来给“脑袋”定价

段永基脱离了国有企业１５年之后。他又“逆流而动”被政府“应征入伍”。辞去了四通集团总裁，他被任命为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建国５０年，北京市共接到中央２件批文，一件关于是首都规划的；另一件就是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可见中央支持北京发展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决心。中央要举全国之力把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建好。为什么要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怎样建设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中关村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计划是什么？中关村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永基打趣地说，我现在只是一个“村长”。而这个“村”却是…     

必须走出产权改制的误区

一、产权改制操作中的几个误区 产权改造是个新举措,由于没有规范的模式可遵循,各地都在艰难地探索。从当前苏北地区的产权改造的情况看,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区”:1、将“甩包袱”曲解为“甩债务”、“甩银行”。产权改造中有一个标准,即:“看该甩的包袱甩掉没有”。他们理解为,政府通过产权改造将一个个已成为包袱的亏损企业救活。于是一些人在产权改造操作中,错误地认为“甩包袱”就是要将原有企业的债务甩掉。搞所谓的“新老脱壳”。即在原有企业内部分离出一个新的企业(其实,只不过换一个名字罢了),而这     

科思谈《企业的性质》

科思是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被西方产权经济学家称作“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二期)1989年科思在美国发表长篇文章谈他的《企业的性质》,内容包括这篇论文的由来、意义和影响三大部分,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进一步的理论见解,这篇文章对研究科思《企业的性质》,以及产权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很有参考价值。全文约四万字,限于篇幅,摘译如下。     

公正民主地进行产权改革

产权改革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权力统治着财产”、“权力捉弄财产”。而这也正是改革前旧体制的根本问题。没有“权力捉弄财产”的旧体制,就不会有产权改革中“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因此产权改革中的问题当然不能用延续(更不用说恢复)旧体制的办法来解决。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价格双轨制下化公利为私利的弊端只能通过“价格并轨”即价格市场化来求得解决。那么同样,如今在“产权双轨制”下化公产为私产的弊端也只能通过“产权并轨”即产权市场化来解决。因此继续推进产权改革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关于企业产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正>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四条把“产权明晰”列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五个基本特征之首,这为法律界提出了新的论题:企业产权为何物?企业产权怎样才算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应如何明晰?等等.笔者想就这一论题作些思考,以抛砖引玉.一、什么是企业产权“产权”是近几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很少人给这个词下定义,而且使用的含义也不完全一样.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所有权说.认为产权即为所有权或企业财产所有权.以吴敬琏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书》(新华出版社出版,1993年9月第1版,第1290页)下的定义为代表:“产权,是指财产所有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并借此取得收益的权利,是排除他人干涉实现的权利,它是物权的一种.”这种观点是很难成立的.首先,所有权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含义确定的法律用语,已深入人心,没有     

西部慈善“状元”张芝庭

他被人称作“药王”，他也是贵州省“最大的民营企业家”。随着《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的发布，他的头上又多了一个桂冠——     

国企改革与MBO之争

国企产权改革无疑是这些年最热门话题之一,然而多年来尽管由于国企革引发的社会问题日趋白热化,但人听到的却大都是赞扬声。去年由我国港一个教授引发的“产权改革大争”把国企改革是否已走向权贵私有化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围绕这个问题,经学家站队列阵,开始论战。“倒郎派”多参与了20年来国企改革的政策研,也就是俗称的“主流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论点是:国企改革的成效不容杀,产权改革方向不会变更。而站在郎平一边,痛斥国企改制是堕落向权贵有化深渊的,多为“非主流学者”。值注意的是,通常代表民意指向的网络论,几乎都一边倒地支持郎咸…     

四通总裁段永基将率民办企业家代表团赴台访问

中国最大的民办高科技企业集团“四通集团公司”总裁段永基,近日将率一个民办企业家代表团赴台湾访问。他认为,这将是两岸企业界交流的一件盛事。 拥有七十多家独资、合资联营企业,四家海外机构的四通集团公司,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连年居全国电子行业销售之     

段永基、史玉柱为何唱起“二人转”

让“山穷水尽”的四通“柳暗花明”是段永基人生的最大愿望。而收购史玉柱的“两金”，也许是他引四通走出困境的重要一步。     

70元起步的“本地企业家”

在浦东生活工作了18年，他已经常把自己称作“本地人”。可一路上记者一直在猜想，一个19岁怀揣70元钱从浙江台州到上海，靠白手起家发展到如今拥有3.5亿元资产的民营企业家朱永兴是怎样的一个人？     

会计信息失真的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分析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形成机制分析 1.产权不明晰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 法律上对产权有一个简短的定义:主体拥有的对物和对象的最高的排他的权力。这里产权等同于所有权。而经济学中的产权定义外延要宽得多,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认为,产权“就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损或受益的权利”。因而企业的任何一个利害关系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的产权关系人。产权不明晰是我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产权不明晰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产权缺少明确归属。产权归属明确是确定会计监督权的     

全民慈善：慈善就在身边 慈善人人可为——2009，拿什么“全民慈善”？

不少人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我们永远盯着富人，盯着大款，却瞧不起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力盛，这其实是一种‘有色眼镜’。”     

史段联手为哪般

史玉柱出任四通控股有限公司CEO,与其说是史玉柱在帮助段永基度过难关,不如说段永基是在帮助史玉柱实现“巨人”梦想的大跨跃。更重要的是,史玉柱的营销智慧和做大事业的魄力深得段永基赏识,在段永基眼里,史玉柱就是理想的接班人。     

成本分担 收益共享——杨帆谈改革中期的社会特征

关于中国的改革进程,国内外公认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历史学家萧功秦称之为“改革前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萧功秦称作“改革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杨帆先生对“改革中期”问题有些新的见解。为此,记者采访了他。     

贪心难发大财

有句成语叫“无中生有”。其实,从无到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让“有”变为“更有”,则是第二次飞跃。为何有些人能够白手起家,从无渐渐变为有,再从“有”更上一层楼,而有些人却不能“有更有”了呢? 我觉得,无和有,都是相对而言的,现在的“无”,不等于将来的“无”,同样,如今的“有”,也不等于永远的“有”。一位昔日下岗的朋友曾向我叹苦经:当年他脱下学生装,换上了工作服,从一个“身无分文”的莘莘学子,成为有钱“拿”的自食其力者。没想到,在改革的浪潮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被“刷”了下来。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佐证。     

企业改革中的五大误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探索和实践使许多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国有企业搞的好不好,关键在于所有制改革。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有了一个具体的诊断;产权不明晰。因此,中国需要建立一种“谁的资产谁关心”的经济体制。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中逐渐占主导地位,企业产权改革也开始公开亮相。作为一种新的产权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1982年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并于1991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然而,时至今日,一批股份制公司纷纷“落马”,我们发现,股份制仍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而且象郑州亚细亚市场集团之类的企业,成在股份制,败也在股份制。实际上,中国的所有制与股份制改革,从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误区。 所有制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误区主要有: 1)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产权不明晰”。而实际上,国有企业的“产权”很明晰;国家所     

读者、作者、编者

炎黄子孙重“名”,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曾郑重其事地告诫他的弟子们:“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于是人们称作事名义正当、理由充分为“名正言顺”;为人作事,追求“名实相副”;为官的总想“名垂青史”,政绩卓著,“美名远扬”;舞文弄墨的也神圣地把自己的行当称为“名山事业”。没有听说过哪个学生愿意“名落孙山”,更罕见有人想在当世“臭名昭著”,于后世“遗臭万年”……     

最台湾的美食情缘

每次去西餐厅，最担心被问到“牛排要几分熟？”侍应彬彬有礼地鞠躬，一条一年四季都白净的毛巾．实在不忍心漠视他的提问。可是中国人真的对牛肉几分熟不是很在乎．或许是对于自己需要牛肉几分熟也并不清楚。其实牛排生熟程度与西方饮食文化联系顿深．但无论我们怎样疯狂接受西方新潮思想，“牛排几分熟？”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与接受的。     

"扶贫托儿"折射扶贫监管漏洞

2004年24期《半月谈》报道：陈生春是佳县的一位普通农民，可就是这位普通农民，在从1999年至今的5年时间内，先后为自己所在的陈家沟村和一些邻村要到了100万元左右的扶贫款。由于能有“门路”搞到各类扶贫款．陈生春成为当地出了名的“扶贫托儿”。把陈生春称作“扶贫托儿”不是太准确，因为陈行为不具备托儿虚张声势的情节，思想里也没有从中渔利的动机。事实上，这些扶贫款至少要过市、县、乡三道坎，最后才能到村。他采用“巧妙”的办法所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大多数被层层克扣，他的辛苦被每个“过路财神”分享着。陈生春说，这是一个“扒皮”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