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转变

为了扶贫减贫事业能够取得实效，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并发展出“扶真贫”“真扶贫”和“真脱贫”三个评价维度。精准扶贫方略的提出契合了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如果说从政治动员到技术动员是精准扶贫的一次正当性，那么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促进国家的施政伦理与乡村基层的社群伦理的共通与兼容，则是精准扶贫的二次正当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数据质量控制能力，防范技术治理中的数字失真。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陕西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面临的人口、经济、教育和社...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合作社的跨期贫困治理逻辑——基于是否脱贫摘帽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和历史性跨越，而合作社作为农村重要的组织载体，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合作社跨期贫困治理的理论框架，分析合作社提升农户福利的理论机制及其动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选取脱贫摘帽区与非脱贫摘帽区的6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合作社具有跨期贫困治理功能，从全面脱贫阶段到衔接过渡阶段再到乡村振兴阶段，合作社能够持续发挥贫困治理功能，但不同阶段的贫困治理目标和内容具有异质性；(2)合作社主要通过帮助农户进行风险管理和提升生计资本来实现跨期贫困治理；(3)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具有政府干预背景，能够盘活农村各类资源，从而有效发挥贫困治理功能；(4)合作社在脱贫摘帽区与非脱贫摘帽区的跨期贫困治理绩效具有异质性，在全面脱贫阶段和衔接过渡阶段，脱贫摘帽区的产业发展、农民收入、生活环境和生活观念方面的贫困治理绩效要优于非脱贫摘帽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合作社的功能和绩效，为新时期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来自2014—2018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如今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3期面板数据,基于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扩展回归模型(ERM)、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实证检验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多维减贫效应。以传统农耕为参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1)部分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5.6%,全部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7.4%,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2)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农业机械化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的中间路径缓解相对贫困,具体包括增加兼职经历、激励培训参与和提升健康水平;(3)依据不同机械获取方式而言,购买农机服务的机械化减贫效应更强,自购农机方式下机械化不存在减贫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农业机械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可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指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还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能力受限。有诸多原因导致贫困的产生，例如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性的贫困、自然地理因素带来的贫困、身心限制及能力不足等因素。目前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相对贫困的分析，在城乡融合角度研究相对贫困，还要重视贫困的社会治理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南疆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和区域性贫困问题已经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全部摘帽.本文回顾相对贫困(发展性贫困)概念,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探究导致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结合新疆南疆各地州现状,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化解相对贫困实施对策.     

相对贫困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尽管我国于2020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然存在,成为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Cite Space对CNKI数据库2002～2021年相对贫困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相关研究总量较少,文献质量有待提升;核心研究作者群体尚未成形,学术界尚未形成密切的学术网络,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态势。省内机构合作较紧密,省际合作较少;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的贫困识别、致贫原因以及贫困治理等方面。今后研究重点应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完善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测算标准;丰富研究对象与方法;深化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

现阶段我国的精准脱贫已经进入攻坚时期,贫困者内生的认知能力与外部的信贷支持成为农户多维贫困脱贫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与包含工具变量的有序Probit模型(IV Ordered Probit),实证检验了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认知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但在深层次贫困的农户中,认知能力提升带来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第二,认知能力的三个具体维度字词能力、数字能力与记忆能力均能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态;第三,认知能力对农户的各类信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正规信贷获取的作用上要大于非正规信贷;第四,认知能力改善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是通过增加农户信贷获取进而实现脱贫。这意味着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贫困者内生认知能力的开发与外部的信贷支持同样重要。     

后小康时代农户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贫困问题治理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持续性消除相对贫困转变。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迫切需要对小农户能力贫困现状做系统的梳理与评价。为此，聚焦小农户能力贫困现状，基于能力贫困理论从素质贫困、认知贫困、经济贫困、关系贫困、心理贫困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