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477户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以福建省为调研区域,数据来源于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查。根据农户收入来源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林型、兼业型和非林型,通过构建多元无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纯林型向非林型转变时,呈现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块数、家庭林地面积、家庭林业生产经营支出、家庭林业收入逐渐减少的趋势和家庭非林生产经营支出、家庭非林收入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农户种植竹林意愿为参照,与非林型相比,纯林型和兼业型对农户用材林和经济林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用材林选择意愿受户主年龄、是否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影响,经济林选择意愿受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林权证、是否加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拿到过林业补贴、林业单位面积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农户根据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不同林种,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缓解农户生计问题。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生态资源关系密切，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对维护区域的生态功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选取湖南省慈利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与农户调查，分析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农户对生态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偏高，具体分别是54.6%的食物依赖度、38.9%的能源依赖度和48.8%的收入依赖度。(2)农户所处区域和所属类型的不同所产生的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差别较大。位于农业生产主导区、生态保护核心区以及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较低依赖生态资源维持生计，资源依赖度分别为0.48、0.40、0.38；而较高依赖于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的是高抚养比农户，其资源依赖度达0.73。(3)对农户资源依赖性影响较大的是林地面积、市场信息渠道、劳动力比重、外出打工比重、生计方式等，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54、0.49、0.48、0.47、0.41。其中，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非农化水平、生态政策等是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家庭抚养比、资源禀赋等为正向影响。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之后改进农户模型以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陕西秦岭北麓地区1074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外地打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的资本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的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本地打工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对参与林(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和自营等生计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仍然会减少本地其它活动的收入水平。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基于生态补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