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医保整合与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视角,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8年数据构造两期平衡面板数据,以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并运用PSM-DID模型和逐步中介模型实证研究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使其将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减少3.89%;异质性分析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相对贫困风险的抑制效果在收入较高或遭受大病冲击的农村老年人群体中更好;机制检验表明改善储蓄和健康水平是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影响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风险的重要渠道。基于此,文章围绕可行能力从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老年人相对贫困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适时调整老年人医保待遇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目的 科学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4期追踪数据,运用VEP法测算了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果及中介效应机制。结果 （1）近年来我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比东部地区高;（2）精准扶贫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政策效应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果愈发显著;（3）实证估计结果通过了连续型DID法与PSM-DID法的稳健性检验;（4）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对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大于对非贫困户脆弱性的影响;（5）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社会资本的方式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结论 在贫困状况较为严重的地区,应保持帮扶政策持续稳定,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识别贫困户和制定扶贫政策时,需关注未来可能陷入贫困的农户,提升其应对外界风险冲击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形成多方面减贫合力。     

社会资本与贫困农户的健康脆弱性：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致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路径与获得要求朝着新方向演进。从社会资本数量、质量视角出发,对存在“返贫”风险的农户健康贫困进行分析,对于促进乡村振兴与提升健康素养意义重大。文章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EP）方法衡量了贫困农户的健康脆弱性,深度检验了社会资本质量、数量与“返贫”农户健康脆弱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数量有利于降低“返贫”农户的身体脆弱性,但是显著提高了“返贫”农户的心理脆弱性与交往脆弱性。社会资本质量则对“返贫”农户的三种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两者之间的减贫差异源于“返贫”农户的消费支出规模与创业动机存在不同,最终引致两者之间的未来要素投入规模呈现“分流”态势,从而为社会资本数量与社会资本质量的健康扶贫差异提供了合理解释。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并行的趋势下,政府需要加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帮助“返贫”农户拓展社会资本质量累积路径,加快推进新时期健康扶贫政策的转型和有效实施。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从区域入手,就不同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和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终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产生的减贫效应最为强烈,西部地区的贫困群体具有显著的脆弱性,然而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比中部地区要高,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带来的减贫效应最小。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论2020后农村减贫战略与政策:从“扶贫”向“防贫”的转变

中国农村贫困格局的变化在客观上要求调整农村减贫的战略与政策。2020之后农村贫困的治理战略需要由长期以来的"扶贫战略"转向"以防贫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战略框架。2020之后中国减贫的战略目标将需要从过去长期以来通过制定不同的绝对贫困标准并继而努力超越绝对贫困标准,转变为通过逐步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来缓解不平等为主要目标。2020后以防贫为主要目标的减贫政策应将现行所有的政策工具进行重新的梳理建立起相互衔接、互不重复、目标明确的新的减贫政策体系。     

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基于相对贫困视角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是高品质国家的重要支撑。文章引入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双重视角,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采用收入比例法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后,社会资本能够显著阻滞中国相对贫困,降低贫困脆弱性,并且社会资本对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从而佐证了社会资本的益贫性。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该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借助社会资本具有更大的减贫效果,而贫困深度更浅的贫困主体,从社会资本提升获得的相对收益更高。机制分析表明,个体信念和教育获得是社会资本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论文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范畴,为缓解相对贫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体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然而不同的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扶贫效果较好,而加工业扶贫效果并不显著。因此,本文建议后续动态调整扶贫政策,根据地区优势和贫困户特点,落实"一对一"定向精准扶贫机制,从而巩固脱贫效果,阻止脱贫农户返贫。     

农业技术进步会降低农户的相对贫困吗——基于节本增产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北大核心

厘清农业技术进步减贫的贡献及机理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湖北省1119个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测度农业技术进步,运用贫困脆弱性方法计算农户相对贫困,并基于IVTobit模型和门限模型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能显著提高农户人均收入的2.397%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338%,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2)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存在一个门限效应,农业技术进步更能降低门限后土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相对贫困,且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减贫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中、低学历组农户;(3)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增产、农业节本和外出务工在农业技术进步减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20.92%、18.2%和18.97%;(4)未考虑家庭内部结构会使农业技术进步的增收和减贫效应被严重低估,从而造成“虚假贫困”问题,家庭等值规模系数能较好处理此问题。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研究

测度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脆弱性,对贫困进行事前干预,不仅能增强扶贫政策的精准度和长效性,还能降低减贫政策成本。本文利用8省16县1050户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测度方法,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下,2015年、2016年农户的平均贫困脆弱率分别为54.29%、47.62%,且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与未搬迁农户脆弱率变动相比,已搬迁农户的脆弱率下降幅度更大;搬迁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未上过学、家庭抚养比在75%及以上、劳动力数量在6个及以上的家庭未来最容易陷入贫困。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宅基地退出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吗？ ——来自安徽金寨的证据

研究目的：探究宅基地退出在脆弱性视角下的减贫效应,厘清宅基地退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路径。研究方法：基于2019年安徽金寨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模型,基于期望贫困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宅基地退出的减贫效应,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宅基地退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1）在现行贫困标准下,有18.66%的农户面临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2）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户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3）宅基地退出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来降低贫困脆弱性。研究结论：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宅基地退出与扶贫的联动机制,改进返贫预警的识别机制。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顶层设计城乡医保制度:自上而下有效实施整合

整合城乡医保的地方试验出现了政策选择多样化、制度规范设计封闭化、制度整合走入"再碎片化"悖论的局面。透视制度整合"再碎片化"的悖论,凸显出的深层问题是:主管部门决策"再分制"、整合路径扭曲、制度整合内容失范。打破地方制度整合"再碎片化"的僵局,治本之策是以制定《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条例为契机,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城乡基本医保"有差别的统一"规范体系,形成系统性、整体性、导向性的整合城乡基本医保的制度体系,并自上而下实施制度的整合。     

多维视阈下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分析

目的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4 445份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收入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入手,构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分析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 （1）在收入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相比未流转户高12.07%,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2）在贫困脆弱性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贫困脆弱性比未流转户低5.13%,西部地区贫困脆弱性水平为0.419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3）从土地流转方式来看,土地转出户的贫困脆弱性比土地转入户显著低0.018,通过PSM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结论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土地流转特征出台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