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62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农商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大。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缩窄银行存贷利差渠道来促进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跨境资本流动-存贷利差-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传导渠道有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跨境资本监管效率及防控流动性创造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来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百万级司法案例的文本数据和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全量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独资进入的概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进入成本降低”渠道和“市场收益增加”渠道提高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的概率；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独资方式进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来自港澳台、母国法律起源为普通法系、进入东部地区以及金融危机后期进入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高了合资企业中外资持股的比例以及外资控股的概率。     

混合所有制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基于16家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混合所有制结构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通过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6-201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国有大股东持股比率增加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而外资和民营大股东持股比率增加会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使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降低.从信贷风险角度考虑,我国银行业未来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应结合不同类型银行的作用与定位,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异化操作,加大民营资本的引入力度,合理引入外资,控制减少国有资本比例.     

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与资本充足率关系研究——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1998-2012年我国113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银行流动性创造与资本充足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资本充足率对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银行中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大型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对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会使流动性创造水平降低,这验证了"金融脆弱-挤压假说"。(2)流动性创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在三类银行中均显著为负,即银行的流动性创造越大,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越高,但银行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资本充足率。文章的结论为我国银行业监管当局制定合理的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政策以及促进商业银行自身加强资本与流动性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存款保险制度变革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我国于2015年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旨在保护储户利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于早期建立存款保险的国家,我国银行经历的是从隐性存款保险转为显性存款保险的制度变革.文章基于2006-2018年166家国内商业银行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等实证方法考察了存款保险制度变革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隐性存款保险转为显性存款保险后,银行风险承担下降,资产流动性、融资成本和非利息业务水平均有所上升,存款保险在提高银行稳定性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难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变革通过上述银行微观变量对其流动性创造产生了抑制作用,不利于银行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而且这种抑制作用随政策实施的时间而减弱.结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鼓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文章的研究为当前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改进建议.     

同业业务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银行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7年中国银行业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参与同业业务对其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参与程度和流动性创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无论是同业资产还是同业负债业务,随着银行对其参与度的提升,单位资产的流动性创造均会下降;这一负向关系在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并不显著,然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参与程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流动性创造规模。其次,不同财务特征的商业银行在同业业务对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资产规模较大并且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同业业务对流动性创造的负向效应较弱。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吗

资产证券化赋予商业银行新的资金来源和扩张信贷的能力，拓展了银行的信贷融资渠道，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反过来，作为传导中介主体的商业银行，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其资产证券化是否会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运用2012—2021年中国14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样本，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阻碍银行流动性创造、增加银行信贷风险、缩减影子信贷规模，从而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证券化的促进作用在城商行、全国性银行以及高信用评级的银行中显著；对银行上市与否均有促进作用，但对非上市银行的影响程度更显著。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弱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资产证券化业务有利于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的负向冲击，并稳定其发展。     

资本过度流入、信贷扩张与银行体系稳定

资本的过度流入会通过国内信贷扩张渠道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流入中国的外资逐年增加,外资流入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因此,对于在资本国际流动日益频繁的条件下,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资本过度流入对中国银行体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外资持股与企业现金股利——基于现金股利业绩敏感性的视角

本文实证研究外资持股对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外资持股不仅提高了企业现金股利的分配水平,还降低了现金股利分配的业绩敏感性.这样的结果说明外资股东可能会推动企业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脱离对实际盈利情况的考虑,从而分配更多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发现,外籍高管是外资股东影响企业股利分配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而增加外资持股时长或国有股东控股都能对这种现象起到抑制作用.本文基于现金股利业绩敏感性的视角对外资在华股权投资的行为特点和投资心态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市场开放及外资引进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吗?——基于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商业银行作为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传导部门,其行为更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基于230家中国商业银行2005-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技术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在考虑内生性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相对于大规模、高资本充足率和国有银行而言,中小型、低资本充足率和非国有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所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银行表内流动性创造水平,但对表外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不显著;(4)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增大银行经营风险、提高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和降低储户预期三条途径显著降低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5)分地区研究发现,相较于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西部地区银行流动性创造水平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致力于解决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冲突以及银行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进而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以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的年报为数据来源,对上市银行治理机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国有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非上市流通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高管薪酬没有对风险承担产生显著影响。     

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异质性与银行个体风险

本文立足于如何防范非危机时期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选取了2010—2015年中国和美国银行业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对比中美两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个体风险作用的差异以及银行杠杆率和治理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倍差法(DID)深入分析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显著增加了我国其他商业银行(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的个体风险,而其对美国的银行个体风险的影响却不显著;对中美两国银行而言,银行杠杆率越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越严重;比较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较低的银行杠杆率降低了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个体风险的负面影响;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个体风险、杠杆率和影子银行业务均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其他商业银行却会提高杠杆率和更积极地从事影子银行业务,从而增加了个体风险。     

管理层持股、行长权力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

本文对31家城市商业银行2006-2012年的微观数据,采用面板技术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持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行长权力在管理层持股对银行风险影响中所起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层持股能够显著地降低银行风险;但城市商业银行行长权力在管理层持股对银行风险影响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没有因行长权力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始终能显著地降低银行风险。     

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基于1990-2002年的经验分析

基于1990年以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51次以发生了货币贬值为特征的货币危机为样本，且对货币危机后的产出变化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危机前的经常账户状况、危机阶段的外资净流量对于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有显著影响；此外，银行危机会显著地降低危机国的经济增长率。而外债余额占GDP比例、国际流动性指标、金融开放程度以及货币危机阶段的利率提高与否等因素，对货币危机前后的产出变化都没有显著影响？     

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与信贷供给*——基于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不同的银行特征会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运用2001-2015年公司层面银行信贷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随后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差异。经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非国有控股银行传导,并引起不同资产负债表特征银行信贷供给的异质性反应。银行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越不敏感。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显著降低,高资本充足水平的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有控股银行信贷供给调控的效率更高。     

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吗？——基于交叠DID模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创新发展趋势,但其对银行风险治理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法”判断银行是否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并以2011—2020年74家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交叠DID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信用风险。考虑数字化转型程度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动态处理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越长,其对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大,但该抑制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分解为“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两个二级指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均能显著抑制银行信用风险,且“数字化战略”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信贷集中度抑制信用风险。本文的研究对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强化信用风险治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中小股东网络监督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网络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发挥了治理效应，并且这一治理效应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增加监管问询以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公司负面网络舆论较多、散户投资者较多、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时，中小股东网络监督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中小股东网络监督的经济后果研究，并为完善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发展

基于2002—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环境污染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进一步以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研究其中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我国的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是环境污染影响创新水平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环境污染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得到如下启示:政府应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人力资本积累和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继续加强交通基础建设以及增加R&D投入,为创新水平的提升提供良好的基础。